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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声音/十周年特辑 | 何为中间?——中间艺术区的规划与发展(下)

中间声音

编者按:“中间声音/十周年特辑”刊发的第二篇文章是中间艺术基金会执行理事黄晓华先生与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隋建国老师于2021年12月3日进行的对谈内容。借建馆十周年之际,中间美术馆通过一系列活动进行自我回顾与自我梳理,这个对谈是该系列活动之一,由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女士主持。中间艺术区在规划早期就非常注重向艺术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征求意见与建议,隋建国老师就曾向黄晓华先生提出过专业的建议,这也使黄先生一直感念。在这个对话中,他们一同回顾中间艺术区的起点和初心,以及彼时在多方考察、深思熟虑后对于“当代美术馆”应当呈现的样态的设想。

本次对话的第一部分请参见:中间声音/十周年特辑 | 何为中间?——中间艺术区的规划与发展(上)

 

不断变换的工作室和艺术性、商业性、与学术性的临界点

 

卢迎华:隋老师,您刚才提到说工作室多次搬迁,我想请您从艺术家的角度谈一谈在中国的艺术界,这种不稳定性来自于什么?您觉得在现在的文化生态里,艺术家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位置?

 

隋建国:艺术家作为个人其实比机构更复杂,因为中国的艺术家也是生长在本地,有了国际交流机会之后,再奔着全球化去的。我为什么要选跟佩斯(Pace Gallery)合作呢?佩斯是个跨国公司,我跟它合作,搭上全球化这艘船,在我之前的艺术家都没有这种机会。我们中央美院毕业的艺术家,有留法的,也有留苏的,他们即使出去学习回来之后,也没有机会加入整个全球化的交流里去。我们这代人大概搭上这艘船的也不多,搭上全球化这艘船,那就意味着其实整个运营模式都要国际化。我现在的工作室已经搬了四回。我最早的工作室在798,当时用很少的钱租了两个巨大的厂房,38吨5米高的卢沟桥抗日群雕全部在那里完成。2002年我才真正想要一个工作室,最后就在798挑了一个100平米的工作室。我为什么只选了100平米呢?其实之前也没想到,798周边其他房子全空着,我的作品可以随便放。我就是在屋里放一点小稿。做再大的作品,因为空间大了,也可以在马路边一放。但是后来因为越来越多艺术家进驻798,不断地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这个作品能不能拿一拿,我们要清理门口了。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作品没地方放了。所以我没办法才搬出去,当时搬去了左家村,但是左家村又要拆,我又搬到了西田各庄,最后我搬到了T3国际艺术区。你看这是四次搬家,搬家的目标就是为了把空间做得更大。到了西田各庄的时候,是2006年中国市场爆发的时候,好多人来找我的作品,我当时就想这不对,按照西方艺术史的描述,应该是你进了艺术史,你的作品才能卖或者卖得好,这怎么还没有任何定论就开始卖这么多作品了呢?

 

我认真在想:是谁错了?包括像刚才黄总您说要回去请布鲁诺夫人来中国看看,她来的话肯定会感到妒忌。当我们搬到西田各庄去时,2006年中国艺术市场完全是火爆的,有许多国际交流活动,然后我们的隔壁有好多艺术家,很多美术馆馆长在中国双年展的时候也来参观。经常有国外艺术家就问我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我说去年搬进来。他们提问背后的逻辑是觉得你是个暴发户——当代艺术家怎么会有1000平米的工作室、车间和大院子呢?这跟他们脑子里知道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一样的。三年前有一位美国旧金山的策展人来参观,后来他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美术馆的馆长,说到中国艺术区的开发是他见过最好的,因为艺术区空间很大,能满足艺术家的要求。一个艺术家赚钱就是为了投入再生产,但是不能把追求经济利益当做第一目标,这样的话,艺术性、学术性或说自己想要的艺术目标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要把控平衡点,永远把资金卡紧,在这个情况下,尽可能地扩大工作室的面积、作品的规模和产量,但是永远要在这个临界点上。我是一直在这个临界点上的,我觉得我其实比外国的艺术家,包括我好多外国雕塑家朋友发展得确实快很多。

 

艺术家隋建国先生发言

艺术和美术馆在当今中国的必要性

 

卢迎华:刚才我们借助黄晓华先生与隋建国老师的回溯和对话,了解了中间艺术区发展的路径与它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的位置。今天在对话现场的还有势象空间的创始人李大钧先生,李先生在艺术界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与阅历。李先生,不知道您对刚才的交流是否有什么回应或问题?

 

李大钧:我跟黄总、卢迎华也认识很多年,隋老师也是我很敬佩的大艺术家。我觉得中间艺术区是一个复合态的园区,确实体现了黄总作为创办人的智慧。它预留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今天它的发展越来越好了,尤其卢迎华馆长上任之后,我也看到了这五年来的变化。第一个展览(编者注:“沙龙沙龙”展)我很清楚,当时跟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交流之后,就觉得卢迎华这人确实是位优秀的美术馆馆长。所以我的感想是,中间艺术区的成功,源自于中间团队对艺术行业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把艺术和艺术家放到中心。中间能够做得这么好,应该说已经成为北京最优秀的民营美术馆,是因为中间对于平衡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在中国这一代从业者中认识得最高、最早,并且执行得最坚决的,这一点也让我觉得敬佩。

 

我想借此机会请问隋老师。您认为在中国的艺术创作或者艺术家,在今天做艺术还有用吗?

 

隋建国:这要从两个方面回答,对我自己来说,做艺术是自我实现,它的最高目标是对社会有用。我其实有些儒家精神,比方说我一定要选一个学校当老师。其实我2009年就不做系主任了,系主任是个岗位,锻炼人,也消耗人。退休之后,我申请了我的基金会,就是要做我当老师的时候忘记去干的事,例如翻译雕塑理论著作,而我夫人喜欢帮助开展有关山区和偏远乡村的儿童教育的工作。三件事,自己的家,有一个雕塑事业,然后做一点公益事业,我做系主任大概总有这么三件事循环,之所以循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有意义。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现在想我可以给一个特别明确的回答。从小父母教育我,都是亲情,可是我从上小学中学,虽然中学遇上文革、私人拜老师,在大学恢复招生后考取了大学,然后我又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这一路上遇到的老师都在无私地在教我。我想我成长到今天,肯定得感恩他们,不只是感恩他们本人,也感谢他们都有职业道德,有为国家做艺术事业或者教育事业的一份心意。因为一代代人都在这样很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些无形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做一个老师,或者我在社会当中要做一个事、想赚一笔钱,我觉得总得对社会是正面的,这也算是个信念。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算是有用的。我教了那么多学生,有几个出色的我觉得就好,如果有不出色的甚至他改了行,不走艺术道路,我觉得也很好。整个社会大概就是这么搭起来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值得去搭,这个社会就能搭起来。黄总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美术馆的建设吧?

 

中间艺术基金会执行理事黄晓华先生发言

给策展人空间

 

黄晓华:艺术商业这个领域是不可回避的,也不应该回避。但艺术除了有市场属性之外,它还有公益性或非营利性,这两个属性是交织的。那么美术馆就是要去承载艺术非营利性的那一部分使命,把营利性交给市场,艺术的这两个属性时而是打通的,时而是并行的,是合流和分流的关系。

 

中间是幸运的,在成长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隋老师,还有这里原来入驻的几位艺术家,例如清华美院的李睦及很多艺术界的朋友。迎华上任以后,她的观念很重要,就是打破艺术的边界。艺术是很宽泛的,不只是画画、做雕塑的人是艺术家,文学、戏剧、装置、舞蹈都拓宽了艺术的范畴。思想家们到这里来做讲座,对一个展览发表他的见解观点,我们还把他们对这些展览的观点不断编辑成书,在社会学意义上和思想文化上进行研究,比如《中国作为问题》系列。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机构真正需要挖掘的,不是办一个展览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给策展人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卢迎华: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深入分享。作为美术馆的主持人,我也常说:我为什么能在中间美术馆“术业有专攻”,充分地践行我理解的一个专业的当代美术馆应该有的实践,只对艺术和创作本身负责。换言之,中间美术馆为什么能展示出一个专业的、严肃的美术馆应该有的样子。这与创立者,赞助人对于美术馆事业的理解分不开,与他们基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事的理念,所建立起来的由基金会支持美术馆的良性机制分不开。

 

正因为美术馆的理事们给予美术馆的学术主持者充分的空间,把专业放在第一位,正因为美术馆的赞助人没有把美术馆当作文化产业,而是把它作为一项长远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来看待,中间美术馆的十年才展现出它在这个艺术生态中的可贵之处。当许多人,包括艺术界的业内人士,把艺术文化理解为产业行为时,我们美术馆幸运地受到赞助人的庇护。他们向我展示了有社会责任感、有远见、有抱负的文化赞助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美术馆也得以呈现出一个专业的艺术机构应该有的样子。这在今天,这个浑浑噩噩、黑白颠倒的社会环境中有其非凡的价值。

 

馆长卢迎华女士发言

文本编辑:王曦、赵慧宇、周博雅
微信排版:王任

Museum Seni Luar Dalam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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