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声音丨为个人的言说辩护——对南·戈尔丁和P.A.I.N.小组的一些思考

最早接触南·戈尔丁（Nan Goldin），是在一个私摄影泛滥的环境里，她被推为私摄影鼻祖，但我实在看不出俯拾皆是的私摄影和她有什么联系。它们和荒木经惟的联系倒是十分明显。那时，滑手机浏览朋友圈，荒木的（或明显受他影响的）照片满坑满谷，环绕着它们的文字呼吁性解放，强调女性的身体很美、性是好的或至少不是坏的、谈论这些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似乎应该被鼓舞，但实际上我更经常被激怒——它们的色情意味让我想不注意都难，而我以为被色情化的女性的身体仍然是承载男性欲望的客体。

南·戈尔丁《性依赖的叙事曲》书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戈尔丁《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这是一部从同名幻灯片发展而来的摄影书，其中的照片基本是摄影师在生活中的抓拍，我从中读出了人们通过亲密关系体会到的男人和女人难以相互理解但又依赖彼此的问题、一个人既对伴侣有所留恋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问题。我至今没有想清楚《叙事曲》带给我的自我赋权感从何而来。但有这种感觉的显然不止我一个。在2012年再版时添加的后记中，南·戈尔丁提到，她收到过许多反馈——“因为这本书，我搬到了纽约。”“因为这本书，我出柜了。”“在《性依赖的叙事曲》之前，我从未感到追求自己的自由是可能的。”

眼下，我的看法是，这些照片的力量在于，它们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言说。有人从记录边缘人生活的角度理解这批作品，但就像南·戈尔丁回应的那样——“我们从来不是被边缘化的。我们就是世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不能更不在乎‘直人’怎么看我们了。然而，我们从不评判他们，不对他们指手画脚。”这让我不由得想到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你的身体是你的”（Your Body is Yours）——他们确实常常被相提并论。

回到文章开头的语境，女性的身体属于女性自己，应该由女性自己（而不是一个声称对女性爱得深沉的男性摄影师）来定义——当然，这里没有说男性摄影师不能拍摄女性的意思。如果说荒木式的照片让我泄气，怀疑我们永远无法走出客体化和自我客体化的困境，南·戈尔丁的照片向我证明：摄影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利用和侵犯。

在《叙事曲》那里，推动解放还只是南·戈尔丁摄影实践的副产品，在近年的社会活动中，她则开始以行动直接地介入社会议题。

南·戈尔丁发表于《艺术论坛》（国际版）2018年1月刊的文章

在她发表于《艺术论坛》（Artforum）2018年1月刊的文章中，南·戈尔丁坦陈自己是阿片类药物危机（opioid crisis）的幸存者，介绍了自己如何在手术后开始遵医嘱服用奥施康定（OxyContin）、如何很快上瘾、如何在无法买到奥施康定后转而吸食芬太尼（Fentanyl）并服药过量。她将矛头指向捐助过众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萨克勒（Sackler）家族，阅读相关报道，她了解到，该家族通过推广和分销他们十分清楚其危险性的药物积累了大量财富。她宣布，自己将发表记录自己滥用奥施康定经历的照片，将个人的变为政治的，她还宣布，自己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P.A.I.N.（“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的首字母缩写，大意是“处方药成瘾干预，立刻马上”），敦促萨克勒家族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我想先简单“回应”一下潜在的质疑，即南·戈尔丁回避了自己过往滥用药物的历史。我以为这不是问题。其一，并非只有“完美受害者”才有资格要求公道，并不是说南·戈尔丁曾经有过一段不短的滥用药物经历，就活该倒霉再次经历服药过量的糟糕经历。其二，她的这段个人历史也不是什么秘密，比如在前述《叙事曲》〈后记〉中她就说过，此书首版问世之后的两年自己一直在滥用药物，因此我很难认为她没有在《艺术论坛》的文章中谈到这一点是一种策略。

《纽约客》杂志对南·戈尔丁和P.A.I.N.小组在古根海姆的抗议活动的报道

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进行的抗议活动为例，南·戈尔丁和P.A.I.N.小组的许多抗议活动应该可以被看作以行为艺术为形式的抗议活动。活动中，处方签模样的纸片如雪花般落到大厅的地面。这些“处方”署名“医学博士罗伯特·萨克勒”（Robert Sackler, MD），建议所罗门·R·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服用奧施康定片，每日二十四次，每次八毫克。”随后，地面上还出现了大量空的橙色药瓶，上面印着几乎能够以假乱真的标签：“萨克勒家族为您开具。奧施康定。极易使人上瘾。致死……处方药# 400000人死亡。”黄色纸条上的“副作用：死亡”字样更是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人们也打出了“萨克勒应该感到羞愧”“每天死亡200人”“摘下他们的名字”等标语。在大厅地面上，一些人躺下来，看上去就像是死在了处方签与药瓶中间。“致萨克勒家族，你们让我们、你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染上了毒瘾；你们用药品杀死了他们；萨克勒家族却仍在从四十万具尸体中获利；我们要求博物馆摘掉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断绝关系，拒绝他们的捐助……”南戈尔丁这样喊道，她每喊一句，周围的抗议人士便一起重复一次以确保他们的诉求被听见。

2019年3月21日网站“超过敏”报道泰特宣布将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捐助

2019年3月22日网站“超过敏”报道古根海姆宣布将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捐助

2019年5月15日《艺术论坛》报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宣布将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捐助

类似的抗议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古根海姆”等许多机构已经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助，连一度讲出“我们不是游击组织，不是政治组织，不会以原则或政治为标准对赞助人进行石蕊测试”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包括在内。

近年，关于艺术机构应该有所改变的讨论很多。南·戈尔丁和P.A.I.N.小组的本意虽不在于反思艺术机构的种种问题，却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而我之所以对他们尤其关注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得通的路径，即“以私入公”。我们都看到艺术世界存在种种问题，但到了解决问题的层面我们又都卡住了，我以为其中一大原因在于，我们对个人的言说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看作品，以为一个人芝麻绿豆大的小情绪是不足道的；我们写文章，务求理性、中立、客观、“学术”，仿佛“我”看到了什么、“我”有怎样的感受是不重要的；于是，我们讨论机构，担心只是道出自己在什么地方受了哪些委屈就太“小肚鸡肠”了，必须提出一整套制度地根除结构性问题的方案才是有大智慧的。

最近，我听到一位艺术家说自己的创作更多地还是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很好。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直面自己的问题、尽量解决它们、分享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向其他人兜售“蛇油”或者寄希望于谁的“银色子弹”，也许，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确实会比我们进入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