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声音
中间声音|慢性症候
（Echoes Inside-Out | Chronic Syndromes）
中间美术馆在七月中旬发起了线上出版栏目“中间声音”，以约尔格·海泽（Jörg Heiser）的文章“‘隔离中的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假勇空’的困境”的译文开启。海泽批评了疫情期间“还提倡那些自由精神知识分子的陈腐观念”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 盲目地沿用旧有的批判话语讨论紧急事态，拒绝“向自己和他人承认一种令人不安的生存的不安全感”。这种被压制的不安全感或许是对疫情的应激反应：当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往往会格外紧紧抓住自己最确定最熟悉的话语和语言。躲在虚假的安全感后面拒绝看到新语境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在无视和逃避疫情前后的深层连续性。全球疫情使从前人们不主动去看便可能看不到的问题，直接被推到了所有人面前，不能继续看不到了。然而并非疫情产生了这些引起剧变的机制，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显性。从前本就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人群变得更加脆弱，并因为这种脆弱承受了比原先的困境更大的冲击。他们的困境并非随着疫情才出现，这些众所周知长期存在却甚少被系统地处理的危机，只是因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容易获得关注。
新冠疫情加剧了我们深陷其中已久的文化与生命危机，它们无一不孕育自早于疫情存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及其结构性的慢性症候。当病情加重，症状恶化，如今的紧急表象仿佛病危状态下的并发症。而这一次的发病便更加需要避免知识分子和艺术界常常陷入的思考惯性—— 把危机事件本身当作某种根本性转变的原因，避重就轻地忽视系统性诱因。甚至把每次全球范围的危机当成一个定义性的分水岭，过度强调它的里程碑意义，仿佛危机的解除就等于根源性问题的自动消失，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开始相信，只要度过或解决这次危机，一切就都会好了。这一次慢性疾病的集中爆发和恶化中，我们是否可以期望，当新冠的终结尚且未知，这难以接受的悬而未决与无限期煎熬，至少能让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其实早已进入长期与慢性病共存生活的状态了？
为了对新冠危机和其他“疾病”的慢性特征进行认识和思考，我们特别推出“中间声音”的栏目单元“慢性症候”，特意综合呈现不同文体和主题、成文出版远早于新冠疫情的作品和作于疫情期间的新思考。在回顾过去的危机与当时的批判思考时，可以观察早在本次疫情将它们赤裸地暴露出来之前，一些根深蒂固的机制如何一直在驱动着从前至今的种种危机。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跨越时间、语言、学科的距离组织起来的文章，可以提供超越当下的时间跨度、多面语境，尤其是编织出目前互相隔绝的一隅之外，更宽阔复杂的多重参考系。它们在当下语境里被再次阅读时，会同我们此刻自身所在产生共振，帮助读者想象我们如何在永久性的社会、文化、身体、生态的慢性病态中共存。通过开始理解我们星球的诸多病理，及其这些病症的连续性、恶化和变异，来一起构想或反思在慢性病候中进行跨物种、跨文化共生栖息的美学和政治可能性。
“慢性症候”的第一期将分享恰拉·卡佩莱托（Chiara Cappelletto） 所作“关于一种新存在美学的讨论”， 文章由塞缪尔·弗莱克（Samuel Fleck）翻译至英文，五月中旬发表于批判理论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大流行中的贴文”系列。文章批评新冠疫情下的老套视觉范式具有一种危险的惰性，已不足以描述新的身体与自然、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结关系，并提出一种新的存在美学，来抛弃存在与缺席，公正与自由之间非此即彼的权力模式，重新定义我们对自我和外界的体验 。
本文英文译文刊载于https://critinq.wordpress.com/2020/05/13/arguments-for-a-new-aesthetic-of-presence/#_ftnref3，中译文经作者与Critical Inquiry授权翻译刊载。
（中间声音“慢性症候”栏目单元由张植蕙构思策划）
关于COVID-19疾病的主导叙述运用了最保守的图像秩序。一方面，SARS-CoV-2有着一种广为流传的光鲜图像，它采用了摄影的现实主义修辞：病毒就是这个。事实上，这样一种图像并不是对病菌的描绘，而是一个旨在“抓住公众注意力”[1]的图示，但这目前无关紧要。另一方面，这个病毒首先是“不可见的”，而且它的症状很大程度上“模仿”与其相似的季节性流感。因此据说它也是不可知的。外行的观察者再一次困于了图像的视觉效能（optical efficacy） 和幻象特质（phantasmal quality）的双重约束中。
除了它诸多众所周知的悖论，符号的逻辑——虽仍然适用于被称为“表意的流行病（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2]的艾滋，却完全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如今的疫情。“传播疾病的身体”，即传染病的携带者，无法被探测到，因为他们大多是无症状的。病毒袭来时不会给染病者打上标记，由此有了对追踪系统的疯狂搜寻来弥补症状的缺失，用地理位置数据来补偿表面病征（stigmata）的缺乏。
确实，既然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染病，我们便被一致要求相互保持距离。这个政策本可以被称为“身体/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这样可以赋予我们这段时间发动的所有形式的依恋、关怀和援助以相关性。它被称为“社交距离”这一事实则明显突出了这种特别的负表演（negative performance）的美学政治含义 。社交距离是对接触举动的抑制。它包含了彼此之间不要握手、拥抱、依靠，更不用说拍击、击打、或者攻击他人。它废除了世界上行为的可能性（affordances），因此起着麻醉剂一般的作用。如果像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写的那样，“寻求关注是社交性的一种形式， 是一次就我们的渴求向他人发出的求助”[3]，那么社交距离抑制了我们去给予和接受关注的欲望。
我们在用表面上的规范谈论这场大流行，但是我们却作为身陷家中的身体生活在其中，仿佛在一个闭锁综合征的文化版本里。我们是一个新型马戏团里的新怪胎吗？关于公共空间向媒体空间的转变、通过系统使用线上平台进行的私人空间虚拟化，以及仅展示上半身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新规则，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反思 ，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我们文化对图像性（iconic）的偏爱和优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视觉本身是有自身情境的（situated），这些都值得拭目以待。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紧要的僵局中，并以肉体为其付出代价。
仅仅是社交悬置带来的煎熬远非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深切迷失感的全部。我们不是被要求待在自己的家里吗，这个从定义上就最欢迎我们的空间？那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空间显得如此不适合居住？当几十年来，流动就是一切，居家限制突然成为了我们对于远近、近邻和陌生人的经验崩塌的临界点。在那么自由地生活之后，在由开放空间的概念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空间的认识之后，我们都发现了自己的可局限性。
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解才能应对人类当下的情形。而后者呼唤着一种新的存在美学（aesthetic of presence）。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与自然、社会以及文化上的环境一体共存，其中商品、药物、法律和人造物都扮演着角色；也知道情绪、想法、实践以及工具改造着个体以及我们整个族群的神经生物学过程。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哲学都使用了“具身”这一术语来形容人、自然和科技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们的身体将世界分割成一个行为和反应连续互相作用的动态。我们都是赛博格。按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几十年了，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该想法，并继续从外部观察这种具身化，把它当作一个要被客观考虑的概念；我们因此对它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去具身化”（disembodied）理解。
这一危急的惰性（critical inertia）正出现在当Covid-19将具身化的问题推向了更高一层时：体制层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清晰：所有人都同时生病会使医院和医生超负荷。生病的人也让系统生病。我们因此承认了个体的脆弱性与负责医疗的政府设施的脆弱性之间的关联。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便是“把曲线变平”。
正在进行中的疫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制度实行者的政府，其领导力出乎意料地在于它们在照料和保护上的能力。我赞成将政治行为重新考虑为一种照料行为，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生态的，女权主义的和跨代际的纲领，并承认公民是具有不同潜能的男女老少的聚合体，他们共同组成了知识、情感、欲望和能力的网络。然而，尽管照料作为一种主动并互助的实践是种正面且富有成效的参与，但被送去照料却暗含着一种被动顺从的态度，从而削弱个人的能动性，剥夺去尝试和失败的自由。如果像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所说，责任是回应的能力（ability to respond），那么受照料的政治面向可以将我们削弱到无法负责任（nonresponsible）的程度。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有机会实施一个生态的纲领，并终于认识到，蝴蝶扇动翅膀确实能造成飓风；也因此有机会去提高个体责任和创造力，克服社会公正与自由之间构想错误的二选一，建立一个公正包容的权力体系。同时，我们也经受着这些风险：将我们的脆弱性转化成消极性；将每个个体同化进两个概括的分类——可靠的健康人和对社会有危害的病人，每一个都标着自己的健康码；用医学专家替代政治领袖和军队——我们被一种魔性的对科学的信仰所驱动，被要求像信任守护神那样去相信科学，但可惜在很大程度上，其行为和验证系统对公民来说是未知的。[4]
这种选择质疑了民主公民身份的终极含义，它的出现正是在人类身体的义体性被愈发强势采用的时候。自从我们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我们从未如此不受限制：当我们所有人都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连接着，无论是为了生日派对、论文答辩、在家上学或工作会议，都使用着私有平台，在对网络的开放性及其民主可达性的盲目信仰下，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对我们的自我和对外界的体验，并宁愿忽略它的不足。
为了寻求前进的最佳路径，我们需要去破坏占主导地位的叙述，并最终抛弃“自然象似性（natural iconicity）”体系，以及这一体系对存在（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分割—— 这很不幸抵挡住了数十年的学术研究 。我们需要思考在近与远的情动价值（affective values）所激发的具有巨大政治性的空间中，具身的和性别的（gendered）思想如何自由地发挥。我们需要能够产生联系并回应。
2020年5月13日
[1] Cara Giaimo, “The Spiky Blob Seen Around the World: How C.D.C. Medical Illustrators Creat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s Most Iconic Imag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1/health/coronavirus-illustration-cdc.html.
[2] Paula Treichler, “AIDS, Homophobia and Biomedical Discourse: 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 Cultural Studies 1, no. 3 (1987): 263–305.
[3] Adam Phillips, Attention Seeking (London: Penguin, 2019), p. 7.
[4] 进一步复杂化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Vinh-Kim Nguyen所提出的“疗愈公民性“（therapeutic citizenship）这一概念. 参见 Vinh-Kim Nguyen, “Antiretroviral Globalism, Biopolitics, and Therapeutic Citizenship,” in Global Assemblages, ed. Aihwa Ong and Stephen J. Collier (Malden, MA: Blackwell, 2008), pp. 124–44.
恰拉·卡佩莱托（Chiara Cappelletto）是米兰大学哲学系美学副教授，教授诗学与修辞学，以及当代美学，并担任表演身份研究会（PIS）的负责人。她的研究关注通过公共话语和戏剧表演进行的个体身份创造。她的著作包括《神经美学：艺术，脑中心主义和具身化的思想》，即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慢性症候”第二期将分享墨尔本大学人类学教授加桑·黑格（Ghassan Hage）2009年的编辑著作《等待》中由他写作的一章“Waiting Out the Crisis: On Stuckedness and Governmen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