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码——王友身的旅程”展首次全面地梳理并呈现当代艺术家王友身跨越30余年的艺术实验与实践。王友身出生于1964年，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带有观念性的当代艺术创作领域的前沿地带。他的创作涉及多种媒介，展览通过呈现他的40多组作品，充分地展现始终贯穿其创作中的社会议题与个人关切，以及艺术家围绕这些议题而进行的丰富且开阔的媒介和形式探索。展览通过“从去意义到无意义”与“从图像处理到图像消失”这两个角度切入，旨在对其艺术生涯进行深描与细读。此次展览是在艺术家事业中期对其过往旅程的一次必要回溯。

王友身于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专业，随后就业于《北京青年报》。这是一家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中走向中国的，处于新闻报业改革中心的媒体。自1990年以来，这份报纸在内容上及其体制建设和价值取向上，与开放创新的时代风气同频共振。王友身置身其中，逐渐成长为一位资深的报业人。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与他在《北京青年报》的工作并行不悖，紧贴着个人的生活轨迹与社会的瞬息变化，既为其留影，也对其设问，将创作作为记录与思考时代与个人的手段。

王友身的艺术紧贴着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样态。在其职业生涯刚刚启程之际，王友身见证了艺术界对波普美学与符号概念所进行的广泛讨论。在这个余波之中，王友身采用了拼贴和重复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带有符号特征的人像作品。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中国艺术一方面以媒介更新作为艺术当代化和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将考察社会与生活的视角拉回到周围与个人，有意地与1980年代具有浓重形而上意味的思考拉开距离。王友身则是当时北京“新生代”群体中的一员与推动者。

1980年代“改革开放”所催生的“文化热”，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经历了一个学科化的过程，将人与体制都纳入其视野之中，激发了文化研究的再次兴起。自19世纪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其中文化论争的基本取向是讨论中国的文化，与现代化和未来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体系。

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将文化生产——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中心问题。当代文化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当代生活方式与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文化研究不仅涉及经济过程，同样也涉及政治统治及文化价值，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置身于这一背景中，王友身在1990年代期间和此后的创作都带有文化研究的意识、印记与方法，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和议题作为自己考察、描述与思考的对象。

在1990年代颇受关注的文化问题中，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印刷文化位列其中。大众传媒在进一步市场化的契机下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占据了较大的社会话语空间。在媒体的聚焦之下，诸多社会现象被报道和讨论获得了文化的意义。王友身因为个人工作的机缘，在此时获得了一个较为宽松和主动的实践平台。他不仅将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和当代艺术家的观念性实践带进《北京青年报》的板块之中，使之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度。他也不断地对以《北京青年报》为例的媒体工业与社会生活和景观的关系进行描摹。《北京青年报》因此成为他工作、创作的平台，也成为他创作的一手素材。这使他的创作与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生活和大众文化形成了超越“近距离”的关系。

他既身处大众传媒的现象之中，直接参与了现象本身，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新闻和图像生成与传播的机制等，问题化和视觉化。 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兴起，对大众认知的塑造等社会现象和当代议题因此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他也借助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方法把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转化为一套视觉编码。

这其中暗含了对于个人参与历史进程的形成的自觉性，既被瞬息万变的现场所直击，也时刻通过在作品中再现这些社会生产的环节，尝试去把握和理解这些社会现象。 亲临社会现场与新闻生产的后台，王友身对于制造图像与消解图像同时有着不可抑制的冲动。他在创作中也不断地切换着自己的视角，既扮演图像的生产者，又同时是图像的消费者、怀疑者与解构者。这些相互冲突的视角在其创作的内部并存，产生了重要的张力。

自1987年之后，艺术的发表从1980年代中新潮时期以团体式宣言亮相的形式，回归为艺术家的个体表达。对个体表达和近距离的倾向在王友身身上体现为一系列凝视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的作品。随后，他也在不同创作阶段对个人的记忆和个人的心境给予了不同形式的表达。

1980年代后期，带有观念性的创作脉络逐渐在中国显现。在这个脉络形成的过程中，有的艺术家一味地排斥此前官方意识形态对于艺术的规约，将艺术本体作为挣脱这种观念主导的创作模式；有的艺术家将观念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概念的提出或者点子的生产，或者对于体制的对抗，甚至落脚于虚无的生活态度。在这个脉络的初期，王友身曾在大学期间参与发起了强调观念性的摄影小组。虽然王友身同样运用了观念创作的手法，但他转向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历史时空，在其中发展出具有弹性且深切的人文关怀的创作。1990年代初在中国知识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在他的创作中余音缭绕。他的一些作品体现了他对从生命到记忆的消逝的感知与愁绪，对于确凿未来的某种幻灭感。这些围绕着个体生命的沉思为他的创作注入了厚重的思想内核。

自1990年代起，王友身的创作生涯与此时中国艺术进一步全球化的历程多有重合之处，他多次在西欧、北美和南美展出作品。尽管他所参与的多为以中国为聚焦的群展，但因为立足于具体的议题与个人的经历，其创作有别于在1990年代初期反复被后冷战意识形态化投射所固化的一些表面符号，也因此不易被艺术市场和大众传播所识别与消费。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认知与书写，王友身的案例因为紧贴时代脉络又顽强地生长出灵动且充盈的形态，而成为我们严肃的艺术史学者和机构应该更为关注的对象。

自2017年的“失调的和谐”展以来，中间美术馆通过一些具体区域和案例的考察开启了对1990年代的梳理和研究。此次对于王友身的个案研究，也是这个研究序列中的一环。 该展览由中间美术馆馆长、艺术史家、策展人卢迎华策划。法从例出，相信对于个案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松动乃至颠覆既有的印象与叙述，重新从中国当代文化和思想脉络中，同时在全球艺术的语境中贴切地认识和描述自我。

王友身

1964年生于北京
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1988年至2018任职于北京青年报社
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艺术家王友身曾经参与过众多国内国际重要的双年展和机构展览，包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新生代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台北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等等，他是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参与人与见证人之一。同时，王友身自1988年至2018年在北京青年报社工作30年，曾担任过美术编辑、艺术总监等职务，一直以来，王友身兼具双重身份，在艺术界与传媒界两个领域间工作，致力于考察和松动艺术 / 生活、创作 / 日常间僵化的边界。

王友身对官方/民间、职业/业余、艺术/现实等等二元性的分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介入方式，这让他可以动用两个不同系统的资源，开创和塑造一些认识自己和认识周遭的可能性。他呈现给我们一个艺术家实践的强度、持续性和丰富的层面。这一实践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作品或者产品层面之上，而是不断重新观看自己的潜力和局限，挖掘艺术与自我和世界对话的可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