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美术馆隆重呈现大型研究性展览“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巨浪与余音”展与“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展（2017年1月7日-5月7日）同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系列研究。该研究由艺术家刘鼎与艺术史家卢迎华共同发起，旨在辨析与反思中国有关“当代艺术”的历史叙述与建构。

对于“1980年代”，相关论述已有不少。此中既有记录与回忆，也有总结与思考，更包含诸多以推动某种价值建构为动力的历史书写。而围绕1985－1986年的新潮美术的重叙，统摄了其间的感觉、意识与认知，使得书写实践呈现一种同质化的趋向。艺术史上的“1980年代”因此成为一个笼统的历史范畴，其中多样、复杂的转向无法被细致地把握与理解。

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文化热”在1980年代的展开过程中持续升温。热度积累至1985－1986年，造就了“新潮美术”的最强音。这一时期的艺术界创作活跃，话语激荡。但到了1986年底，却迅速出现“退潮”迹象。“新潮”期间风起云涌的思潮与交锋就此尘埃落定。虽然反思的声音一直如影随形，可更进一步的沉淀还是要等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方才显影。

1987年的艺术界是平静的，但将“新潮美术”理论化和历史化的行动却在悄然进行。一些话语实践正是从该年开始固化，逐渐偏离创作。艺术发表也不再以团体宣言的形式亮相，艺术家的个体表达日益走向台前。众多个体艺术家，经过了1980年代的数次转身，此时出现了明显的价值转向。他们创作的立足点明晰起来，此后的方向也由是确立。

艺术实践在1987年以前可谓“众声喧哗”，之后与紧缩的现实接轨，日渐平滑。尽管整个社会的思想空间受到制约，但文化活动空间却多样起来。这使得艺术家的创作轨迹又一次全方位地与社会空间对接。

此项研究将1987年作为一个可以被问题化的时间节点。一方面，1987年可被视为一个对1980年代中后期进行分期的时间标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由短暂的多元并存转向体制化的变迁。另一方面，循此入手考察艺术家创作上的转向及其背后的思想动力，旨在重新检视1980年代中早期累积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如何被庞杂的现实所转化、吸收、稀释，甚至建构，形成各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此次展览明确提出以“再当代”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模型，来把握1949年以来中国艺术及其思想的流变。尽管不同时期都存在被主流艺术实践挤压的思潮与价值，但在历史钩沉中，倘若单独凸显被抑制的因素却很容易形成一种排他性和断裂性的叙述。而人们习焉不察的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作为中国艺术当代化进程起点的做法，其实落入了以西方，特别是北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主导的当代性作为普遍化的当代模型的俗臼。1980年代中国艺术家对于现代主义资源的征用并非完全出自后来者向先行者学习的心态，而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1920－1930年代中国艺术界引介与批判西方现代艺术的基础上。

此项研究计划将1949年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文艺实践的激烈改造，对于艺术形式、话语及其价值判断的塑造、规约和干预，视为中国艺术的当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视角也许可以更贴切地考察与主流意识形态始终粘连和纠缠在一起的艺术话语和艺术实践。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实践者共同面对的语境和前提。

在“巨浪与余音”展中，策展人在尊重既有的历史叙述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与它们展开对话。通过悉心清理历史语境中的理论和行动逻辑，他们希望拓宽认知视野：将“1980年代”放入有机的历史链条之中，重建作为范畴的“1980年代”与1949年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文艺发展进程的历史关联和参照关系，使其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楚显现。此项研究既以整体性的意识去把握“1980年代”，也避免借助现成的意识形态作简单的立场区分。通过1987年这一时间节点，策展人立足于展示当代艺术与当代主流文化之间断裂与承续的多种状况，突破由西方（北美）思想界确立的“当代模型”的制约。酌古沿今，这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也将不断把当下的问题与思考带入对于“1980年代”的重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