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的题目“新月”，取自成立于1923 年的文学和政治团体“新月社”。这个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为主要成员的群体，推崇相对自由和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创作和讨论，追求技艺和形式的先在性，与左翼阵营倡导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个广泛涉及文学、政治、思想和学术讨论的团体提出的诸多主张，在后来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论述中都被描述为有着资产阶级的倾向。左翼阵营与新月社的论战是20 世纪30 年代的一段公案；1949 年之后，“新月”的声音逐渐成为潜流和低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进程中，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讨论内容的实体，而被抽象化为一种对立的价值观。从美术的创作方法上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仍然可见“新月”的身影，它被部分地吸取到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的实践中。但是，在这一权威框架的主导和“冷战”格局所导致的中西方阵营互相隔绝的状态下，它只可能在美学语言上代表形式多样的声音——对这一声音的压抑和审查也无时不在——而又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范围，因为它在哲学、思想、价值和话语层面的可能性受到了全面压制。“新月”中的“新”，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对于“新人”、“新方法”和“新世界”的要求有着某种价值上的一致，但它在公共的主体建构中的在场却只能在形式语言的范围内体现，起到补充的作用或者处于潜逸的位置，这恰恰隐喻了1949 年之后美术在政治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接受改造时所面临的境遇。

“新月”在时空转换中所具有的隐喻力量，为本次以赵文量和杨雨樹这两个创作个案为核心的展览提供了叙述入口。

赵文量（1937—，生于哈尔滨）和杨雨澍（1944—，生于北京），是两位都生于1949 年建国以前的老先生，他们可以说完整地经历了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和艺术的变迁。两人于50 年代末在学画的经历中相识，并从此开始了这种亦师亦友的友谊。1961 年起，杨雨澍开始跟随赵文量学画。他们的一生经历坎坷，生活一直困窘，绘画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核心和唯一寄托。自1992 年起，他们共同居住在北京方庄一所狭小的居室内，2011 年搬入北京亚运村附近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

从1963 年开始，赵文量和杨雨澍的创作转向户外写生为主。1968 年起，两人在外出写生的过程中陆续结识了一些青年绘画爱好者，这些年轻人受到他们绘画风格的吸引，与他们一起学画、作画，形成了松散的绘画团体“玉渊潭画派”。来到70 年代中期，他们又结识了新的一批年轻的业余画家，并继续坚持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从事绘画创作，赵文量和杨雨澍在其中扮演了导师的角色，这些人就是“无名画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在1974 年12 月31 日举办了一次秘密画展，后来又分别于1979 年和1981 年举办了两次“无名画会”的公开展览。20 世纪80 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现代美术运动中，赵文量和杨雨澍并没有在创作上做出巨大的调整，而是继续深化和开拓在 60—70 年代形成的创作方法，并且有意识地在思考中将自身的创作与时代潮流隔离，有时候也诉求于中国古典艺术的道德理念和美学作风。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持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开展这项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完整、真实地还原两位艺术家在艰难的生活中开辟的艺术道路，在艺术和生活那种必要而非夸张的张力中叙述创作的故事；同时，他们的艺术生涯完整见证了1949 年之后中国美术领域的体制化和话语流变，如何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处理他们与权威框架的关系，也是这个展览在理论上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

赵文量、杨雨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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