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解读 | 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三）

“笔记——来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声音”展是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的新篇章。自7月24日闭幕后，我们推出了“展览解读：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系列，以梳理展览中的18篇读本文章。

展览解读 | 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一）
展览解读 | 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二）

展览中的读本均来自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学者的单行本文章，涉猎范围不仅于当代艺术，同时也包含了对当时社会、未来的观点看法。今天，作为该系列的完结之篇，我们将介绍六篇来自学界和艺术界的文章，它们分别来自陈平原、栗宪庭、钱理群、孙歌、汪晖和王晓明。

陈平原：坦然面对新世纪

《坦然面对新世纪》一文原刊于1999年12月31日的《中国文化报》，文章作于世纪之交刊于世纪之交，一个跨时代的分界点往往被人为地赋予更多意义，尤其在刚刚经历过种种苦难后，更加迫切地寻求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陈平原以“九九八十一难后必能修成正果”的小说情节暗指其与现实人生的不同，又从另一“九九”——古老的“消寒图”数九习俗举例——“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虼蚤出。”尽管国人才从苦难中解脱，仍要面对未来诸多不确定性，旨在劝谏人们保持忧患意识，放平心态，以坦然的心境迎接新世纪。

栗宪庭：代后记——在人文与艺术史的双重语境中寻找价值的支点

本文为栗宪庭为自己的批评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所作的后记。该后记延续了《重要的不是艺术》（1985）、《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1988）等文对价值的探寻、对新潮的发问及对“真诚”的思考，可看作栗宪庭的自我梳理与回顾。

文章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批评的看法：批评需要能够判断作品好坏的眼力，这涉及本文乃至文集探讨的核心问题——“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价值体系大变动的时期，判断的本身即是参与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批评家应当保持对人的生存感觉和作品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来证明自己对时代焦点的把握，这种敏感或感动是判断的首要原则。第二部分作者以时间为线，用四个模块阐述了自己对79年至90年代间中国艺术的认识及关注的焦点，同时对文集中收录的部分重要文章做了简要介绍。读者能通过此文宏观把握栗宪庭的思想观念及该批评文集的核心内容。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一文是由钱理群先生1995年5月19日于汉城所作。站在新旧之交的分界，钱理群先生以大陆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了中国20世纪以来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并带着历史使命感撰写下这篇文章，就已经发表的部分文章、著作，结合其自身的研究和思考，回顾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瞻望快要来临的新世纪。

钱理群先生主要介绍了关于几个问题的反思：一、关于实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反思；二、关于纯粹的人性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三、关于追求思想的绝对真理性，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宗教化的反思；四、关于人民崇拜的反思；五、关于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绝对化、神圣化的反思。对以上反思，钱理群先生鞭辟入里，引出了自己的原则与态度。

文章中提及的问题，如今依旧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尽管面对重重阴霾，我们仍有信心将历史推进。诚如文章的结尾，“我们现在还处在惶惑中。但正是这惶惑表明了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正在反省，思索，探讨……正像鲁迅所说，凡有思索的地方，就有希望”。

孙歌：中日传媒的战争记忆

在《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的序言中，孙歌这样回顾“东史郎现象”对其学术生命的意义：“假如我甘于使用惯常的日本学研究模式来使自己非主体性地发生‘移情’……然而在我决定拒绝这一模式之前，就先被卷入了一个具体的事件，从此不再有选择的余地。这个事件就是东史郎来华……我尝试着在对东史郎事件的分析中打破知识界约定俗成的某些思维惰性，以期引起超越具体事件的原理性讨论”。因而，作为对“东史郎现象”展开阅读的系列文章之一，本文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构成了孙歌对在跨文化场域里讨论记忆与传媒、学术与社会舆论以及历史学工作伦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基本剖析。

我们不妨将本文视作一个思想史阅读的训练，跟随作者扎实的史料分析和对历史过程、历史关系的展开逻辑的追踪，破解作为一个“事件”的“东史郎现象”所包含的思想契机，以区别于既有历史研究中纠缠历史细节、否认历史记忆和情感的“学术客观性”。

通过分析《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在中日传媒中的不同定位和引出的不同问题意识，孙歌指出，无论是中国传媒自始至终对这一现象的热烈反应，还是《实话实说》以东史郎诉讼案为引子制作的《战争的记忆》引发的中日传媒对东史郎问题的关注及其舆论效应，都显示出中国和日本的思想界未能把握“东史郎现象”所提供的深入讨论乃至对话的大量契机。“媒体处理战争的创伤记忆需要有学术界首先是历史学界配合，学者的工作价值在于防止媒体的宣传简化和极端化。”中日传媒复制既定的民族主义、诉诸情感等报道框架所遭遇的对话困境，正是学术界思想上贫乏的体现。当理论思考无法回应活着的、有感情记忆的历史，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空间面临的困境便无法避免。

通过反思对活着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孙歌指出，“我们太容易忽视传媒在塑造思维方式方面的力量，其实在处理活着的历史时，尤其是试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真实交流时，传媒的力量会如此强有力地影响我们……当一个学者不那么自命清高地、真实地面对传媒并且清醒地警惕它在重新塑造历史感觉方面的巨大能量的时候，他才有能力面对历史并且因而确定自己的课题”。

汪晖：《死火重温》序

此文是汪晖《死火重温》一书的序言。在书中的第一辑汪晖集中讨论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第二辑以《死火重温》为题收录了三篇汪晖所写的书序，其中第一篇题为《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书中循环往复地对“死火重温”意象的构造，使得理解“死火重温”本身成为阅读汪晖学术实践的关键线索。

回到汪晖首次提炼出“死火重温”这一说法的时刻，即在给《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所作的序中，汪晖对鲁迅不懈揭示和反抗“不平等关系及其再生产机制”的永远革命的战斗精神表示推崇，从而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在对社会过程作批判性分析以及与公众建立有机联系上的退化和分化。这一问题意识构成了重温鲁迅遗产的当代情境，通过将鲁迅在《死火》中塑造的，与“我”结成同盟的誓死反抗、永不言败的战士“死火”，宁愿“烧完”也不要在冰谷中“冻灭”的抉择召唤出来，汪晖持续对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为发出拷问。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汪晖在这篇序言中对其学术历程的细密回顾及当中挥洒的浓烈个人情绪。这既是汪晖以鲁迅式知识分子与权力体系的关系，来回应其80年代末以来深度卷入学术和思想论战的实践历程和学术立场，及这一冲突背后非私人性而是整体性地对现实世界发出质询的动机；也是汪晖对加诸于自己头上的诸如“新左派”之类的帽子的回应，他对“左与右”、“市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等未经审视的二元对立范畴作出解构，拒绝以抽象概念讨论问题，而强调鲁迅式的对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作出分析的严肃态度。

就此而言，汪晖重温“死火”乃是“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性问题提供线索”，将“鲁迅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深刻互文性提炼为深入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契机。

王晓明：濒临大时代的中国

关于如何概括迈进新世纪的中国的状况，王晓明沿用鲁迅对“大时代”的辩证理解，为当代生活的变动及其给人带来的困惑和压迫作出提示。当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判断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形，如何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成为思想界的最重大使命。无论是“阶级”描述的失效，“阶层”描述的混杂，还是新阶层与现行官僚体制的复杂关系；无论是对“现代化”的喝彩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错综互动，还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互为前提，今天的中国在几乎每个方面，都不符合现存的理论模式。“它就象一个巨大的社会怪物，一道由二十世纪的历史给出的绝无现成答案的难题，傲然地挑战当代知识分子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正是在这一思想挑战和现实情形面前，王晓明指出展开当代文化研究的迫切意义。

中国社会遭遇的巨变，已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或生态现象，也同时是文化现象。如果缺乏对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的深入理解，直接展开经济或政治的分析将遭遇严重困难。因此，“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的流行文化——入手，去感知、描述和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甚至进而去理解和把握这社会的特质和前景，正是一件非常迫切、而也切实可行的工作。”

具体来说，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有：揭露遮蔽和粉饰现实的“新意识形态”。这一滋养权势力量的、面目模糊的、混杂着诸多抽象而空洞修辞的“新思想”已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遭到压抑和控制。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惯：正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肆意蔓延，“新意识形态”才能笼罩社会，只有从多种角度把握“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展开逻辑，才能复杂化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理解。文化研究“不只在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在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异的文化的强烈渴望，在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这样的文化”。以敏感的眼光、坚定的信念以及冷静和耐心去发现文化生活中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这发现和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研究者自我更新、培育精神底蕴的一种方式”。

抛弃盲目乐观，拒绝虚无阴郁，审慎地朝向“优异的文化”，方是为“大时代”奋斗的姿态。

撰文：章芷洲、蒋永真、易若扬、陈蕊
编辑：蒋永真、易若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