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来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声音”展已于7月24日闭幕，旨在对展览丰富文本内容的复现，我们将持续推出“展览解读：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系列。在此系列中，我们将笔记展中的18本读本加以整理。这些读本来自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学者的单行本文章，涉猎范围不仅于当代艺术，同时也包含了对当时社会、未来的观点看法。
同时，我们将“笔记”展的相关文本整理成册，包含展览读本合集与作品介绍合集的“笔记展”研究成果正在abC艺术书展北京劝业场发布。
今天，我们将带来“展览解读：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系列（二），来自艾未未、冯博一、黄笃、冷林、易丹、赵川和邹跃进的六篇文章。
本文是从2000年上海双年展外围展览“不合作方式”活动中整理而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文献。上海双年展将国际艺术潮流和规范展览模式引入本土，使得原本处于地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合法化并进入了公众视野；但部分艺术家担忧被招安的当代艺术会丧失其批判性，进而成为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不合作方式”展览即先锋艺术家捍卫前卫艺术抗争意识的尝试，他们“以不合作、不妥协的方式更为自觉、自律地抵制着同化和平庸的威胁”，试图“强调艺术生存本身所具备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立场”，倡导以自由多元的艺术思考中国当代文化的处境和问题。此次展览中不少作品具有实验性、扩张性，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议。
本文原载于《读书》2001年6月。文章指出，今日的“前卫艺术”常以大胆生猛为时髦的代名词，以至于“为新而新”掩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种残酷的艺术与过去西方对中国的符号化想象没有本质区别，且常被消费文化中的机会主义者以误读为借口加以包装。作者认为艺术是否前卫与否不是在于比“狠”的智力游戏，而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是否符合人类思想智慧变革的趋势。当代艺术家一方面应遵循和深化“人道主义”的精神原则，尊重并关爱生命；另一方面应将艺术创作构筑在法律、道德、伦理等秩序的基础上，超越形式切中社会结构的本质问题。
本文原载冷林文集《是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文章指出，中国现代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其表现包括从追寻理想模式转向探寻自我需求，从追求艺术自律转向参与社会实践，从精英文化退居社会文化等。90年代初是“清理观念的阶段”，艺术家放弃对概念表达的追求，回到具体生活中寻找存在价值；这种个人化在90年代中期演变成了凭借身体忍耐力感受自身存在的行为艺术。90年代后期，艺术家秉持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实用性准则，以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展现自己的存在；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构筑中国身份、探寻东西方关系，在市场化经济政策中思考艺术与其他社会结构的互动。这种社会实践已逐渐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主体性的基础。
本文原载于1999年何香凝美术馆汇编的论文集《当代艺术与人文科学》中。易丹在90年代就敏锐觉察到当代艺术生态中的困境：尽管艺术作品越发需要批评共同完成对于作品意义的阐释，令词语上升到“权威判断”的层级，然而那些不断变换更新的语言模式与越发臃肿的堆砌词藻，由“后现代”的解构方式形成的“开放的意义”，使得艺术作品的意义越发混乱模糊，艺术批评反而成为读解者与作品之间的一团迷雾；读解者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愈发脱节，对意义进行读解的责任向外开放又反弹回原处，令艺术成为自己人之间的抛球游戏。易丹清晰的辨明了这一状况的产生并非因为当代艺术从对图像的突破转为对意义的探寻致使作品意义模糊或是有所缺失，而是艺术在移交至批评时发生了错位，且艺术批评增殖的词语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令艺术作品本身被忽略。对于当下这种“陷入泥潭”的境况，易丹做出了中肯的建议：剥离过多的词与意义，让艺术家与批评家、读解者都站到意义交流的立场来，让读解者加入游戏之中；回归到对于艺术作品的实体——图与像的表达质量的关注上，在开放的虚空中再次找回基石原点。
《流去护城河》一文原收录于散文集《不弃家园》，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编纂为“海外流散文学”丛书于2004年1月出版。作者赵川在1989年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学院学习摄影，从此在异国生活了十年之久。在离乡的生活中，中国故土仍以其强烈的文化召唤，牵动起作者牢不可破的家国观念。在陌生的环境用母语思考，更促生出作者的敏锐与善感。在《流去护城河》中，作者追忆了自己少年游览嘉定的经历，带着怀旧的宏大叙事，描绘了旧时山水与往年人事，笔下充满了对于家乡的眷恋与柔情。“家乡和异乡的角色虽互为两极，又难分彼此，纠缠着存在于我的日子里”。站在新世纪的交汇点，这是作者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对自己迷惘身份的一重结算。
本文原载李晓峰主编的《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003年春季沙龙“论坛”文集》。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批评家普遍存在价值观念及立场摇摆不定的状况，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问题常持自相矛盾的态度，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批评文本和展览策划中即为批评的喜剧景观。批评的喜剧性特征实为九十年代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社会文化的反映，揭示了九十年代（喜剧年代）最本质的特征，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社会形态多元共存引发的矛盾冲突，以及对远大理想的嘲讽与冷漠。
撰文：章芷洲、那荣锟、易若扬
编辑：蒋永真、易若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