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笔记展闭幕仅余4天
798艺术区A08大楼
“笔记——来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声音”展是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的新篇章。通过展示艺术家、策展人与学者的笔记、图像和作品，回顾了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在世纪之交的思考与走向。
在展览中，我们将18位学者、策展人与艺术家在1997年至2002年间写作而成的文章单篇成册，制作成18本可供阅读的读本，同时也从中摘取话语片段展现在墙面上，组成环绕展厅的一个思想声场。
由于“笔记”展阅读量强、信息量大，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梳理展览内容，我们将开启“展览解读：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声场”系列，在每期分享部分展览读本。今天，作为该系列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从洪子诚、雷颐、戴锦华、汪晖、许纪霖、章克标的六篇文章开始。
本文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洪子诚为1998年出版的“90年代文学书系”写下的总序。书系由蔡翔、南帆、耿占春、戴锦华等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对90年代文学作品进行选择与评析，用多样的声音认识当时“生存和写作处境中的困难和可能性”。洪子诚分享自己在写作和工作中的经验和心理体会，呈现知识分子们因“历史强行进入”而产生的情感困惑和认知焦虑，同时呈示文学在90年代发生的重要变化：市场经济带来强大的冲击，使那种表面近于一致的统一结束了，人与人之间差异充分暴露出来。“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已在消亡，写作和学术环境不断边缘化，沮丧的情绪弥漫在学界的空气中。但文章以40年代初的文学史为例，指出这些苦闷恰能够为作家提供深入审察现实与自身，以调整个人与社会、与艺术的关系的时机。对90年代文学的研究性探寻，不仅意味着对社会、文学演化的考察，更意味着一种对我们自身的立场、态度、在历史事态中反应方式的反省——不应只有“受挫感”，而是直面分裂和差异，提出那些与时代精神探索相关的困惑和难题，建立起个人精神的独立性。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三刊，文章指出传统史学忽略了对社会中个体的关注，雷颐提出了除“宏大述事”的历史观外，史学的研究主体也应聚焦平民。
文章首先举例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传统的“事件史”中得到的记述停留在对国家“工业化”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一纸背后对万千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城市与农民的“身份”成为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因此受限，定量供应的粮票与不匹配的需求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滑坡。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入侵更是促成多个不符合“常识”的政策：人民公社制度与“政治分”、意指家庭概念和私密空间的消解、语言习惯的强暴、服装等精神面貌的宰制、音乐爱好的管理……无证不立的历史学术规范与难以取证和留存史料的个人日常生活史似乎不可调和，历史的记录者往往代表一定立场。
雷颐寻得相似史观的胡适与法国的“年鉴学派”，其认为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整个文明的性质才是人类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史料。
针对歧义丛生的“女性文学”概念，戴锦华提出以“女性写作”加以取代，以表明“对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性写作行为的特殊关注”，贯彻在多重视野、多种坐标及参照系中对文化“事实”作出陈述的原则，对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进行阅读，以把握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征候。
1990年代，在由“漫长的男权文化及历史中众多的女性规范”构成的围困女性已久的文化镜城之中，女性写作不断交付从镜城中突围的努力，在突围、陷落，于陷落处再度突围的尝试中，构造着或托举出一处女性的文化空间。女作家们或是投入到处理精英与反精英、主流与边缘的关系上；或是直面商业化所助推的女性文化地位下降，女性生存状况恶化的事实；或是裂解她们曾参与构造的伟大叙事；或是直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情境中的生存和经验；或对经典的男性叙事与关于女性之话语越界；或对商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变迁极度明敏；又或是在都市底景之下书写姐妹情谊。在8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90年代的女性写作勾勒了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文化情境，“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进入、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
继在1989年出版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对20世纪前半叶现代女作家与中国历史命运的错综关系作出分析后，戴锦华于90年代延续的对女性主义的投入折射出更为复杂的驱动因素。她自述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知识上的无力和张皇，方决心重启作为生命经验一部分的女性主义研究以支撑知识更新、自我反省的需求。这一学术实践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彰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使其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运用具有强烈的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冲动。
此文是汪晖《死火重温》一书的序言。在书中的第一辑汪晖集中讨论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第二辑以《死火重温》为题收录了三篇汪晖所写的书序，其中第一篇题为《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书中循环往复地对“死火重温”意象的构造，使得理解“死火重温”本身成为阅读汪晖学术实践的关键线索。
回到汪晖首次提炼出“死火重温”这一说法的时刻，即在给《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所作的序中，汪晖对鲁迅不懈揭示和反抗“不平等关系及其再生产机制”的永远革命的战斗精神表示推崇，从而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在对社会过程作批判性分析以及与公众建立有机联系上的退化和分化。这一问题意识构成了重温鲁迅遗产的当代情境，通过将鲁迅在《死火》中塑造的，与“我”结成同盟的誓死反抗、永不言败的战士“死火”，宁愿“烧完”也不要在冰谷中“冻灭”的抉择召唤出来，汪晖持续对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为发出拷问。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汪晖在这篇序言中对其学术历程的细密回顾及当中挥洒的浓烈个人情绪。这既是汪晖以鲁迅式知识分子与权力体系的关系，来回应其80年代末以来深度卷入学术和思想论战的实践历程和学术立场，及这一冲突背后非私人性而是整体性地对现实世界发出质询的动机；也是汪晖对加诸于自己头上的诸如“新左派”之类的帽子的回应，他对“左与右”、“市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等未经审视的二元对立范畴作出解构，拒绝以抽象概念讨论问题，而强调鲁迅式的对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作出分析的严肃态度。
就此而言，汪晖重温“死火”乃是“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这倒不是说他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说他的思想的那种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现代性问题提供线索”，将“鲁迅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深刻互文性提炼为深入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契机。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文章着重探讨了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继承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开拓了具有文化自主性和精神公共性的思想空间。它既有提倡重估价值、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文化态度，也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内在异质思想。其中，经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九十年代形成了表面分歧，即：启蒙方式的选择上“思想”与“学术”的分化；评判大众消费文化时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知识话语对峙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这三波分化最终使新启蒙运动建立的统一思想界不复存在。
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出生于1900年的文学家、世纪老人章克标手写下此文。“不管是2000或2001年才算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二十一世纪总是快要来了。我们以无限的高兴和庆幸，再加兴奋和激动的情态来欢迎这个新世纪。”以二十一世纪为时间节点，章克标赞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以世界大同的愿景激活时代精神中的国际主义情怀，畅想二十一世纪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和角色。开篇洋溢着的对二十一世纪的期待迥异于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悲伤、失望、衰颓、懊恼、苦痛、颓废之中，都被阴森绝望的感情支配”，为老人随国运坎坷颠沛的人生苦旅标记上鲜亮的未来。作为文革期间的受迫害对象，章克标直陈马列主义历史逻辑展开的破坏性后果，提示对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理论做持续地反思和批判。与世纪之交知识界充斥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同，章克标以百年飘摇人生，提炼出当代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的脉络、反省的基调和世界的胸襟，可谓箴言。
撰文：章芷洲、陈蕊、那荣锟、蒋永真
编辑：蒋永真、易若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