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原理”策展文章一：希望的原理——一个思考“未来”的展览

希望的原理 ——一个思考“未来”的展览

卢迎华

身处2020年时，人们急切地期待将笼罩在新冠疫情阴影中的这一页翻过去，迎来转机。然而，2021年所展现的世界图景，不仅没有把我们从危机之中解救出来，相反，不绝于耳的新闻动态与近在眼前的现实情景，日益将我们推向更深的绝望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许多事情不仅按下了暂停键，实质上已在无限的搁置之中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甚至永久的停止。停滞不前的现实又是危机四伏和充满动荡的。当然，人们仍继续谈论和期盼未来，以寄望脱离现状。

未来依旧是人们投射希望的中介。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和感召，未来可被现有秩序、权力结构以及科技垄断当作外衣，使我们欣然接受它的一切。未来也是不同制度和价值体系之间争夺的对象。在危机重重的世界格局之中，提供何种未来梦想是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较量的赛事。我们如何理解现在，自然就如何想象未来。充斥我们眼前的未来构想其实不过是“一团应付现实、甘于苟且的算计，”而非为了创造崭新的世界而展开的思想。

生活的便利不等同于心灵的充盈。目光所及，未来已来，特别是当我们将形塑世界的能力和权力越来越让渡于科技、资本与政治之际，我们承认其背后的结构牢不可摧，也逐渐看到了自己深陷其中的际遇。也可以说，在未来通过种种途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同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可期的未来。因为除了便利，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未来想象是一个放大了科技的无所不能而缩小了个体能动性的前景。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中，我们用集体的资源和智慧喂养了一个最终将吞噬我们的机器，它将剥夺我们的未来，以及所有我们关于未来可能的丰富想象。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已来的未来，这将使它成为“真实”。而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和展望也构成了一种解释体系，一种理解模式，是某种看世界的方法。在科技不断地拓展人们能够到达的疆域之时，有关未来的话语中却展现了思想生活的单一化和局限性。其中，人们传播着一些相互重叠的分析，运用的是同样的认识，同样的解读框架。即使面对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仍然缺乏脱离已有解读框架的意识。在此问题上，可思与可说的领域正在缩小，我们看到一种想象力的总体性危机。

一种缴械投降的意愿弥漫于四周。即使主动地去应对当下的困境所带来的限制，如果不从根本上认识到现有的秩序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的话，人们将继续沿用这个结构中的逻辑，结果只是顺应和强化了这个结构的坚固性和生命力，甚至将我们的未来进一步推入到危机之中。人们难以看到其他对于未来的看法，也难以形成其他的表述。为了在最深的意义上对自己负责，我们需要重建我们自己与未来的关系，不能被科技、资本与政治提供的未来图景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和基于当下的行动力。我们应该相信自身就是变革的推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希望的原理”这一展览题目来自二战后德国出版的哲学巨著《希望的原理》一书。作者恩斯特·布洛赫在 20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纳粹镇压之后，逃到美国，并开始着手写作《希望的原理》。他之所以思考“未来的哲学”，正是因为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正处于没有“未来”的状况之下。《希望的原理》是一部有关希望的百科全书，收录了从早期希腊哲学到当代思想中对于乌托邦的构想。对作者而言，乌托邦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是可以激发变革的现代表达。布洛赫相信过去与未来中饱含可被开发的潜质。从过去获得的遗产不是一种固定的传统，而是未被释放出的可提供希望的内容。在其早期的思想中，布洛赫就提出“还未意识到的东西”（Not-Yet-Conscious）这一概念，指的是过去与未来中内含着的前意识维度。在开放的过程中，新的意义可以从对过去的思考中获取。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缺乏超越性的视角和精神（the spirit of venturing beyond），那么所谓的“新”是没有价值的，也无法从过去获得激活变革力量的潜能。

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王晓明教授2013年所选编的《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也是一本有关志向高远、气度阔大的理想主义的文集。这本文选将中国现代思想的时间起点设在1880—1890年代，此时，面对西方外力迫使中国社会偏离原有轨道的状况，中国的士绅阶级起而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在危机面前，当确认老路走不通时，他们全力以赴地想象新的中国的样子，并为此设计种种实践方案，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思想。王晓明教授认为，身处这个起点的思想者不仅面临思想上中外弃隔、难有凭据的境况，现实中又这么四顾荒芜、无所措手，他指出“从这样多面的起点迈出去的思想步伐，是如何勇敢和顽强。”[1]从19世纪中叶开始，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蛮扩展，理解为先进文明的全球传播的想法，使得许多被殖民和压迫的人们也接受并认同这种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秩序，“人身继续受着压迫，思想却坐到压迫者一边。”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虽然从自己被欺凌的身份出发，却不信任列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并且要从整体上拒绝它。我们在这本文集中看到，在憧憬未来世界之时，中国现代早期的思想家们不仅超越现代丛林秩序，还将视野拓展出人类活动的范围，在阐释现实的行动方案时，他们也时常不以人类为限，“并因此获得某种特别的透彻和清明。”

“希望的原理”这个展览带着自我反思的视角来回应政治话语、科技意识形态、资本力量和陈腐的现实对于未来想象和理想主义的劫持和囚禁。被禁锢的未来（想象）体现在科技为我们营造的日常生活、高科技公司提供的未来产品方案、游戏中的世界建构、科幻小说的未来图景，以及我们感到深陷各种当下的无可奈何之中。被诅咒/计算好的未来映照的恰恰是当下的种种困境，制造了如此困境的历史进程，以及某种对进步的确信。去发现其中“还未意识到的东西”，也许是获得超越已知的未来的途径，帮助摒弃我们对于短期经验和成功样板的过度依赖。对于希望与理想的重申是沉沉暗夜之中的光亮，这一束光来自人们超越即时经验和现有秩序的自觉意识。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早已通过他们的思考和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不坐等“客观”条件的具备、不拘泥僵化、确信精神和文化之力、敢于以弱小之力去冲击强大现实的勇气和思想特质。

1941年9月，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写下两幕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秘密地向法西斯宣战。贝克特自1937年起从爱尔兰流亡到巴黎，曾在1940年志愿为法国军队开过救护车。德国入侵后，他与妻子在短暂逃离后回到巴黎，仅靠一点蔬菜熬过两个寒冬，并加入反抗军。贝克特的作品展现的不是永恒的人类现实，而是20世纪饱经战乱的欧洲——执着于朴素的极简主义和充满了沉默和恐惧的晦暗。两个主角在对话中努力地展开毫无意义的叙述，仅仅是为了被另一个也同样无用的叙述所替代。在纳粹必胜论面前，贝克特选择与失败结盟，在《等待戈多》以含糊和不确定为武器去消解其有毒的绝对论。在分析《等待戈多》时，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无疑戈多最终的来临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谁能说，在这个观念极度贫瘠、只容纳得下如此多意义的世界里，当这个瞬间到来时，我们还有能力辨认它？也许戈多实际上是波卓；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贡本来就把名字听错了。或者，也许令人难以忍受的时间的凝固不前，历史被抹杀，而你不得不在每一个时刻重新从无到有的自我发明，这个历程就是戈多的降临。就如对于本雅明而言，历史的劫数难逃就在于它以其消极的方式指向了弥赛亚逼近。­”[2]

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不认为理想与现实是二分的，理想并非遥遥地悬在天外，而是散布在现实之中，是现实的一部分。“理想”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是真正的实在的现实，“反是那看上去庞大粗蛮、令人沮丧的黑暗，成了虚幻之物，应该被荡涤干净。”“希望的原理”希望唤起人们直面暗淡无光的现实，拓展希望的光谱，而不是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我们应该更自由地想象未来生活世界的形式和内容的能动性，以展示人在其中的位置，更积极地对变革进行展望。将对未来的想象作为一种载体，促成新共识的形成。唯有自觉地致力于创造新世界的想象，全力地落实这些想象，并保持长距离的行动意识，常常以失败为要点来构想变革的计划，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焕发出不拘一格的活力。只有意识的突破，才可以在“戈多”降临的时候理解这一瞬间的所有内涵，也可以在“等待戈多”的经过中认知“戈多”的多种面孔：绝望、晦暗、低沉、挫败、荒诞，还可以接受“戈多”的永不来临，并珍视这一过程的绝对价值。

注释：

[1] 王晓明，《序》，王晓明、周展安编，《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2] Terry Eagleton, Political Beckett? Paul Chan ed., A Country Road, A Tree Evening, Creativetime Books, 2010, 361.

卢迎华

艺术史家、策展人，现任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她于2020年获墨尔本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她曾于2012至2015年间出任深圳OCAT艺术总监及首席策展人。2012年担任第九届光州双年展联合策展人、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联合策展人，2013年获得泰特美术馆研究中心亚太计划的首个特邀研究学者奖金，是2017年美国艺术史研究机构协会（ARIAH）首届“东亚学者奖”的四位获奖者之一，并于2018年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菲律宾国家馆的评委会成员之一。2013年至今，她与艺术家刘鼎进行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的研究，对叙述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角和方法论进行重新评估。

卢迎华曾担任全球艺术界多个重要奖项的评委：包括2012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2012年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的未来世代艺术奖，201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菲律宾国家馆评委，2019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与Rolex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2020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艺术季发现奖与2021年Hyundai Blue Prize青年策展奖等。2019年至今，她一直担任东京当代艺术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