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实践 | Yishu写作者修行之路 系列采访 #6

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是在很多年以前，当时我还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出版部担任编辑。最近，我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很幸运能与斯蒂芬·利特尔（Stephen Little）博士一起工作，他当时是学院的亚洲艺术策展人，正在负责几个耗费精力的东亚项目。这其中包括两本专门介绍中国历史和艺术的展览画册：一本是关于“怪石”的研究，另一本是有关道教和中国艺术。我从斯蒂芬博士和其他许多对这些项目有贡献的中国学者那里受益良多。但在那些年，我们主要专注于历史悠久的艺术和实践。不过是在《Yishu》工作后，我才对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开始有深入的接触。

2. 在什么契机下你加入了《Yishu》杂志编辑部？你的工作都包括什么？

我于2004年加入了《Yishu》，与华睿思（Keith Wallace）合作负责编辑每期杂志。顾珠妮（Julie Grundvig）是另一位编辑。她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在《Yishu》工作。朱莉是一名中国专家，研究生学习和职业生涯主要致力于中国和中国研究。除了有限的博物馆项目经验，我对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但我有博物馆出版的背景和艺术史的学位。

在我加入编辑团队的时候，华睿思刚刚从创始主编林荫庭（Ken Lum）手中接任《Yishu》主编的位置。如你所知，华睿思在2020年底卸任之前任职了约17年。

华睿思、朱莉和我审阅并编辑了每份文本内容和样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团队的编辑工作。但华睿思在编辑事务上带头，包括规划每期的内容，与每个作者密切合作，以找到最清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将其文本发展成最终形式。作为管理者，他管理图片，管理朱莉和我的工作，与设计师一起策划和参与《Yishu》的活动等等。华睿思是一个特别敬业的编辑。他性情平和、幽默风趣、智力过人、不张扬、注重品质、有恒久的职业道德和耐心，他是那种你会希望永远为他工作的人。向他学习真是件愉快的事。

黎俊仪（Chungee Lee）在我任职初期就作为实习生来到《Yishu》并迅速使自己成为我们运营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是我们的网络编辑，并担任很多其他职务），与华睿思、朱莉和我一起工作，帮助我们与Leap Creative Group公司的设计师，一起通过设计来指导每个问题。蓝立杉（Lara Broyde）是我们的办公室和发行经理，她负责维持杂志在业务上的运作，在《Yishu》的活动中看到她总是很开心。我没有直接与我们了不起的出版商台北典藏艺术家庭的简秀枝（Hsiu-chih Chien）交流，但是我们都非常感谢她让《Yishu》成为可能。

当我加入《Yishu》时，我正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史研究生，在我为杂志工作的头几年里，我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仍然住在温哥华。我们很荣幸能经常见面。《Yishu》的总编辑兼联合创始人郑胜天每年举办的春节饭局总是让我眼花缭乱。他知道该去哪家餐厅，也知道该点什么菜！温哥华是中国美食的天堂。随便说一句，郑胜天的女儿郑玲，是一位了不起的温哥华名厨。

多年来，我很幸运，有很多机会向郑老师学习。他作为艺术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拥有非凡的职业生涯。文革后，他也是中国首批出国留学的艺术家之一。他做了很多工作，通过《Yishu》以及其他方式将“西方”的艺术家、学者、评论家和观众与中国联系起来，反之亦然。最近我了解到，他很多说中文的学生叫他郑老师。我不会说中文，但也许我应该从这里开始（如果他原谅我之前没有这样做的话），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他学习。

当我加入这个团队时，林荫庭已经离开了《Yishu》。我和他的一次对话是，郑胜天请林荫庭——他当时是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系教授——从大学校园（当时我住的地方）载我一程，去参加《Yishu》在温哥华郊区举办的活动。我们走了一段漫长的路，我刚到温哥华，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它没有壮观的建筑或大型遗址。林荫庭对这个地区很熟悉，我们开车时，他分享了很多引人入胜的当地历史。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我们经过的许多看似毫无特色的地方——住宅交叉路口、草地、朴实的建筑、被自然接管的废弃铁轨——都充满了能量。我怀疑是否还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温哥华如此生动的形象。

3. 你觉得《Yishu》杂志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质是不同于其他杂志的？

长期以来，《Yishu》是唯一一份用英语记录、批判性反思和理论化中国当代艺术丰富且不断发展场景的杂志。它也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环境。该杂志专注于出版来自世界各地作家的长篇文章——论文、访谈、会议论文、深度评论等等。它与那些吸引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大型光鲜杂志，当然还有那些付费的破烂杂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杂志，当然，也吸引着那些花钱买衣服的人。因此，它填补了非中文观众在阅读方面的巨大空白。《Yishu》创造了一种批判性记录，但除了作为一种编年史，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本身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Yishu》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华睿思在这么多年后辞职了，我们的编辑周期也在改变。林白丽（Rebecca Catching）和斐丹娜（Diana Freundl）今年将加入《Yishu》担任新的执行编辑，他们计划对版式进行一些有趣的改变。我很期待下一步的发展。

4. 在编辑过程中，你最享受，或最受益的是什么？

做编辑的好处在于，它要求你阅读各种你可能从未读过的东西。现在我拥有16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经历，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我很受启迪和感动。

5. 2002年《Yishu》创刊号向当时的有影响力的艺术实践者提了一系列问题。借第100期出版之际，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提给你：你怎样看待中国艺术文化现状？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你来说是什么？“中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目睹当代中国艺术是如何与中国自己的艺术传统以及“西方”的艺术传统相协调，这真是令人惊讶。但在理解中国艺术和文化方面，我仍然是一个初学者。我所知道的是，“中国”对许多为《Yishu》撰稿的人来说意味着很多事情。地理和国界即使扩展到侨民，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不止于此。

6. 你怎么看待《Yishu》杂志与在中国的艺术批评实践之间的关系？近20年来，《Yishu》培养或者说推动了什么样的批评写作?

正如华睿思在最近的线上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Yishu》基本上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该书在中国境外出版，远离了审查机构；第二，它很少刊登广告。我要补充一点，即《Yishu》是独立的，也赋予了它很大的自主权；尽管机构赞助可以提供支持，但它们通常附带条件。由于这些原因，《Yishu》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Yishu》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一个拥有约1500个文本的庞大档案，并将继续保留。这是学者，评论家和艺术家可以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的巨大财富。

7. 郑胜天提及编辑部的所有成员均为兼职，那么你在编辑《Yishu》之外，还在做哪方面的工作和实践？

从2008年到2015年，我是温哥华《Fillip》编辑小组的成员，与克里斯蒂娜·李·波德斯娃（Kristina Lee Podesva），艾米·锡安（Amy Zion），安东尼娅·赫希（Antonia Hirsch），贾琳·阿恩特（Jaclyn Arndt）等人工作，主要以女性为主导，努力扩展当代艺术批判性讨论的空间 ，为新兴作家发声，并通过写作和在场的活动展示新艺术。我们出版了《Fillip》杂志以及书籍。

我拥有三个艺术史学位，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当我进入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课程时，通过本科教育和博物馆培训，我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相对保守的领域里，而在强烈左倾的艺术史、视觉艺术和理论系学习的时间是紧张的。我非常感激。这是一次真正的具有启迪性以及智慧的教育。

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19世纪北美印刷文化。我的论文是由莫琳·瑞恩（Maureen Ryan）教授指导，研究了美国内战前夕在1860年1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幅漫画。但是，公民身份，公民能力和国家归属问题迅速成为公众意识的焦点，特别是在纽约市，那里是女权主义、废奴主义和黑人男子参政权运动的中心，这幅漫画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了种族和性别的表演标准。随着 “黑人的命也是命”和 “MeToo”等运动的兴起，这项研究对我来说确实有了新的意义。

在我的博士工作中，我进入了当代，研究以摄影和录像为媒介和主题的艺术。我的论文是由约翰·奥布莱恩教授指导，研究了从21世纪前十年开始，艺术家梅拉妮·盖里甘（Melanie Gilligan）和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的一小批录像作品。我认为，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晦涩地揭示了生物动力如何内在地暴露和超可视化新自由主义主题，使之处于看似连贯却又无限裂变的张力中。盖里甘和史德耶尔在这时期的作品暗示了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当下暴力，而我们很多人在当今世界上更清楚地感受到了这种暴力。

我是一位多次获奖的作家，曾在展览画册以及《Fillip》《C》《e-flux conversations》等艺术杂志、Art & Education出版平台的《Classroom》 以及《Prefix Photo》杂志发表过作品。《Fillip》在2015年和2016年主办了我策划的八部系列文章和图像，题为《设备，捕捉，追踪：生物政治与摄影》。我为2016年由《New Documents》出版的《乔恩·拉夫曼：九眼》一书编辑并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艺术家乔恩·拉夫曼正在进行的项目“谷歌街景的九只眼睛”。

在上文提到，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编辑工作，在那里，我在数名资深编辑的专业指导下进行了多年的培训，其中包括传奇人物苏珊·罗森（Sussan Rossen），她领导该部门长达28年。从2011年到2013年，我担任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出版总监，在那里我与伟大的设计师杰姆斯·戈金斯（James Goggin）一起工作，他现在在罗德岛设计学院任教。

我曾为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众多艺术机构和艺术书籍出版商独立工作。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莫里斯和海伦·贝尔金美术馆；包括温哥华美术馆，芝加哥大学的莫里斯和海伦·贝尔金美术馆；芝加哥大学的大卫和阿尔弗雷德·斯玛特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的黄金时代/多米尼加；纽约的史密森学会，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檀香山艺术学院；以及奥斯陆的鱼雷出版社以及其他客户。

我的儿子2016年出生从那时起，我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生后，我在多伦多一家以人为本的设计咨询公司担任了两年的作家和内容策略师，但新冠迫使他们在2020年9月裁减了近一半的内部员工，我和其他几个人都被解雇了。我是由于这场流行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离岗的数百万妇女之一。现在我又做回自由职业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