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实践 | Yishu写作者修行之路 系列采访 #2

1. 你和《Yishu》的故事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Yishu》写作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Yishu》的写作任务，以及认识了华睿思（Keith Wallace），都是通过斐丹娜（Diana Freundl）。当时斐丹娜住在上海，我曾有幸与她见过面。斐丹娜当时刚离开中国，去温哥华美术馆担任策展人一职，她帮我联系了华睿思，让我从事一份博物馆的写作工作。当时我是交通大学的兼职教授，教授中国艺术史，同时也是《燃点》的自由艺术评论家。通过深入研究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开幕，使我能有适当的时间和框架，以批判的目光来审视位于浦东和西岸的龙美术馆，这两个分支机构的运作和策展。这篇评论发表在2014年9/10月（第13卷第5期），此后我一直为《Yishu》写作。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亮点之一，其中包括与华睿思和两位编辑Chenyi和Lara有密切的对话，同时也有郑胜天老师的坚定支持。我期待与新总编斐丹娜和林白丽（Rebecca Catching）保持联系。

2. 你在《Yishu》中发表过几篇文章？主要写作的内容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Yishu》发表了16篇文章，目前我正在写作我的第17篇文章。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来源于我向主编华睿思（Keith Wallace）提出的具体想法(而且经常要解释/说明他们的重要性)。我非常感谢《Yishu》对于边缘工作的中国艺术家持开放的态度，这群人具有实验性，也没有被主流注意到。由于我住在上海，我可以参与到紧急组织的展览和临时演出，我的优势是能敏锐地发现发生在体制空间之外的本土艺术现场。

我非常热衷于长期地关注艺术家和展览，而不只是见一次面。大多数我写过的艺术家，我都追踪了他/她的实践2至7年。同样的，对于展览评论，我在写的时候，也会回顾3次以上。

我个人的自费研究长达七年，一直在观察和记录上海的公共艺术形式，尤其是替代性或自组织空间中具有社会参与性的实践。这些空间和活动往往是短暂的，有些没有被充分的记录。因此，那些通常不在上海或中国境内的人对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确信，近十年来，这些自发组织的展览和工作，在塑造上海当代艺术的话语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2011年至今，我得以亲自见证、记录和档案化。不幸的是，在过去的3年中，大多数的替代性空间都被关闭或解散，因此我很感激能捕捉到我所能记录的一切，并在《Yishu》中编年记录它们。

由于人在本地，我有幸报道了从2012年起搬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里的上海双年展。2012年，我也为另一家艺术杂志做评论，但从2014年开始，我连续为《Yishu》做每一届上海艺术双年展的评论。借助我在现场的优势，从开幕新闻发布会开始，到为期3个月的展期，我都会定期观察，目睹展览的生命周期，观察双年展是如何直接影响观众和当地社会。对我来说，与观众的直接接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它说明了“这些展览是为谁举办的?”。中国的许多博物馆还没有进行过观众调查或采访，所以从愿意花时间回答一些问题的普通观众那里得到反馈，对于了解观众的接受程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有些人在讨论自己的观点时很害羞，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开放，愿意表达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看法。因此，我觉得《Yishu》的写作任务涉及到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某个方面，增加了跨学科研究的组成部分，希望我们的读者和订阅者能从中受益。

3. 你为什么会选择《Yishu》平台？你觉得《Yishu》杂志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质是不同于其他杂志的？

在上海工作期间，我有机会为《燃点》、《艺术界LEAP》、《ArtReview》、《中国艺术论坛》、《英国文化协会》、《上海日报》等国内外艺术杂志撰写展览评论和艺术家简介。但是对于大多数这些期刊来说，总有一个明确的字数限制。《Yishu》从未规定字数参数。除去尾注，我为《Yishu》写的文章，从最短的3000字到最长的12000字不等。编辑会适当监督，以确保在强调重点的同时省去多余的文字。相比于其他艺术期刊，这是《Yishu》的长处，也是很少见的实践方式。

近年来，在艺术评论成为另一种新闻发布形式的背景下，《Yishu》为专业的艺术作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以进行适当的采访和批判研究，提供深入的分析，力求超越客观叙述。当我撰写评论时，我认为我的看法只是众多观点之一，所以最重要的是始终要吸收艺术家、策展人的声音，也要吸收其他参与艺术、参与展览制作和参与观展的声音纳入其中。

4.跟《Yishu》杂志编辑部合作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和华睿思（Keith Wallace）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回复总是很及时，诚恳和专业。此外，他也帮助我和其他作家克服困难和障碍。通常当我对他提出一个问题时，他会回答并提出更多的问题。这让我开始思考并找到丢失的那一环，而这一环最终会成为弥合我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的纽带。

除了华睿思，我还很感谢另外两位编辑，他们也鼓励我更清晰地定义我的文章。大多数作家看到自己的草稿被标红时可能会抱怨，但我认为每个过程都是完善下一稿的机会。没有一颗钻石是经过一次抛光而发光的。经过建设性的对话和讨论，我觉得我的终稿文章能够散发出微弱的光芒，辐射到我们的读者身上。通过这个类比，我看到了我与华睿思以及和《Yishu》编辑们的关系，他们鼓励我将最初的原石雕刻和打磨成更精致的最终作品。

5. 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如上所述，我的个人研究一直在观察和记录公共艺术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上海替代性和自组织的艺术空间、方法和社会参与的批判性实践。由于缺乏资金，或是建筑和场地的关闭，许多替代性空间不复存在，但对非体制性实践的理想和热情始终存在。在COVID-19疫情时代，美术馆被视为“非必需品”这一现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和拓展艺术的定义，以探索它能在未来成为不可取代的潜力。

目前，我作为发起人之一，为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一个社区项目提供研究和联络支持。如果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当地居民都不进入博物馆，我们怎么能让艺术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更好地分享艺术的精髓呢？这是我们策划 “客堂间(Khek Dhang Ke)”项目的动力。

通过向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的中国学生讲授艺术史（其中没有一个是艺术学生，由于新冠疫情，他们无法在美国上大学）。当我与他们交流互动时，对下一代中国人如何形成和看待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和敏感。

6. 2002年《Yishu》创刊号向当时的有影响力的艺术实践者提了一系列问题。借第100期出版之际，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提给你：你怎样看待中国艺术文化现状？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你来说是什么？“中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与我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自2011年来到中国以来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我是亚洲人，但不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但在个人成长和公民身份方面是美国人。我居住在上海，主要从事中国艺术的教学和研究。虽然我能说两种语言，但仍然在努力学习普通话。然而，无论我是在重庆还是广州，洛阳还是深圳，我发现中国历史的脉络在过去与当代社会之间交织，甚至有时也是断裂的。在学校放假期间，我努力走遍中国各地，包括偏远地区，与其说是为了艺术，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居住在这个辽阔国家中的不同社会群体。我是一个局外人，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但我觉得这个劣势是内在的，因为它能让我更客观地来审视这种情况，而不是基于主观的感受。我忍不住对那些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提出异议。通过要求澄清的方式，就获得重新评估任何情况的机会，并进行多种解释。

对于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现状，尤其是最近几年，我的回应是，在当代艺术界和那些在官方艺术领域中徘徊的人之间似乎存在更大的脱节。我观察到，许多中国艺术家刻意地让自己远离“中国人”的标签，以发展其全球身份。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创造或生产的艺术及文化，是否可以与中国本身分离。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尤其是食物的多样性，以及由祖父母抚养孩子，而不是由父母在家里照顾的传统。

我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的文化前景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当新的分支萌芽时，其根基将依旧牢固。据我观察，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学生或艺术家会带着开阔的视野和国际教育的优势回国。然而，我也看到许多海归也轻松地回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除了那些从小与家人移民到国外或在中国境外出生的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在留学或居住在国外时，更喜欢与说同一种语言、有文化亲和力的人聚集在一起。其他国家的青少年或成年人出国时也是如此。因此，要回答“中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关于种族，而是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结合，使中国境内甚至境外的人统一起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是关于认同和接受的普遍渴望。

7. 你认为目前艺术评论的现状如何？

我很想知道专业评论是否会随着社交媒体的扩张而消亡，不只是艺术评论，也包括影评、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因为在社交媒体中，公众更关心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关键意见领袖和网红的意见。不幸的是，学习、研究和学术都存在枯燥、无聊和乏味的现实，这与构建并主导了流行文化的魅力生活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微信上的艺术帖子需要巧妙的设计和有趣的评论才能流传开来。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绕过文本只浏览图像的地步。当然，那些撰写和阅读艺术评论的人是少数。然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确信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用协奏曲般的结构来协同发出我们的声音。谁知道呢，也许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发出明智而悦耳的声音，一些人就会停下来聆听。或者更好的是，加入二重唱和四重唱，成为一个合唱团。我相信可以尝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激励和培养未来的学者。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艺术研讨会都是专业人士和教授的事？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型研讨会和有趣的工作坊开始，以激励初中生和高中生，并激发他们热爱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与他们分享批判性思维的美妙之处，以及如何从意识中受益，并为未来带来积极变化的方式?

8. 借用Keith Wallace在第一百期向写作者进行的提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生产和运作机制方面有些什么发展/变化？”，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国见证当代艺术只有十年，而不是二十年。但是，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中国的艺术和文物，我将尽力回答。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也是最显著的发展是作为艺术家和从事艺术工作的女性的崛起。虽然我没有相关数据，但通过对进入美术馆、画廊以及基金会入门职位的学生和应届毕业生的总体观察发现，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目前无法确定，但我相信这种现象会在未来十几年产生某种因果关系。至于更多女性进入艺术行业将如何影响艺术、展览策划和消费的话语方向和方式，还有待观察，但我衷心希望，从包括少数族裔和LGBTQ+在内的扩大包容中演变出的某种能量，将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别样的话语和崭新的视角。

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运作体系，我认为，与美国和西欧的艺术家相比，中国的艺术家必须跨越更高的界限，特别是在制度和自我审查方面。然而，我坚信，创造力和创新往往是在痛苦和局限的环境下产生。艺术是一种视觉表达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我们作为人和社会身份的声明，这是指导原则，因为所有的艺术都在其自身的时代中成为当代。我发现，新一代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对用艺术来寻找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设计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艺术和建筑中，创造性实践的融合正成为我们新常态的标准。艺术和艺术家的定义也在不断扩展。除了设计师和建筑师之外，平面设计师、时尚设计师、音乐家和戏剧家也在进入视觉艺术领域，并且开展了许多跨领域的合作。过去它是一个包容的领域，现在正在相互渗透和重叠。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前景光明的。因为随着种族间婚姻率的提高，以及多种性别和性身份类别的出现，混血的本质正越来越多地重新定义社会，以及重新定义二十一世纪参与主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