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巨浪与余音”展二丨后现代的激浪

“巨浪与余音”展子章节“后现代的激浪”展场图

邵大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外国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2月版第一期

1985年，年逾五旬的邵大箴在2月的《外国美学》第一辑上发表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文。该文被视为是美术界引介后现代主义的先声。邵大箴对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立场既与他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及教学的身份和早年留学苏联（1955至1960年期间，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也彰显了他的唯物主义文艺观。

《中国美术报》在1986年第11期的第四版刊登了四篇不同作者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邵大箴先生、郑胜天先生、苏联的图甘诺娃及署名冠云的作者所涉及的讨论切入点都明显不同，他们持有迥异的立场。编辑者鼓励并乐于激起此种“争鸣”。

1985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他从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后现代主义等五个角度，剖析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内涵，极大拓展了中国思想界的视野。1986年，他的讲座成书出版。此时，艺术家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不仅是艺术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创作和批判的新路径。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詹姆逊所言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商品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后现代主义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历史失去深度、中心被革除、权威被反抗。讲座中，詹姆逊旁征博引，批判的路径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前沿展开。

1985年10月，美国艺术家劳森伯格自筹资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展。一些中国艺术家在其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所释放的潜力，及其对现代主义传统本身的批判。这个展览带来了这一信息：“一种向生活渗透、参与、兼容并包（包容前现代主义以及它的所有对立面），多元的后现代已经道理，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中国艺术家因此而迈向了达达式的、波普的、去意义的、偶发式的、观念性的创作。他们甚至声称：“作品具体如何，将不在特别关心之列。”新潮美术因此走向分化、终结。有的批评家认为，应该深化现代主义的实验，形成与传统保守主义相抗衡的中国现代艺术体系。有的艺术家则指出，“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机看来已经到了”。

“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由“劳森伯格海外文化交流组织”（Rauschenberg Overseas Culture Interchange，简称“ROCI”）策划。劳森伯格的创作方式和呈现形式令中国的艺术家们大开眼界，尤感震撼。而其意义并非只局限于后现代艺术创作的“输入”，它还酝酿出新潮美术分化的诱因。

白荆（黄专的笔名），《波普的启示》, 《美术思潮》，1986年第2期

批评家黄专先生以白荆为笔名发表于《美术思潮》1986年第2期的《波普的启示》一文。文中，作者召唤起西方传统中的怀疑精神，疾呼道：“需要一次美术领域的法国大革命，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尺度。”黄专将波普艺术的魅力归结于“它是真正大众化的，更接近人类普遍本性…尽管这种艺术有时表现得那么的不艺术。”在这个阶段，波普也成为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中乐于使用的一种艺术语言。

林春，《艺术就是有意识的指向》，1986

后现代的激浪推动了艺术界的达达主义精神。“厦门达达”成员之一，艺术家林春在1986年的秋天，写下了这篇《艺术就是有意识的指向》一文。这些文字叙述建立于后现代思潮被广泛讨论的基础之上，而同时又无疑是即将发生的更为激进实践的前期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