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漫谈回顾 | 赵川、汤光明：前进中的祛魅与虚无

“巨浪与余音”展览现场展出的“M艺术群体”作品

在当天的开场致辞中，策展人刘鼎对“巨浪与余音”展览及系列漫谈活动进行了简要介绍。“巨浪与余音”展览以1987年为可以被问题化的切入点，探讨了关于当代艺术指认的问题。在1980年代的艺术讨论中，“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常常被混为一谈，其背后隐含的是冷战话语中东西方、中心与边缘、边缘是否要向中心看齐的彷徨。而之所以称之为“漫谈”是在充分尊重艺术家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勾连出历史亲历者们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这些鲜活的内容从未被理论束缚，包含了踌躇、激进等多重色彩。此外，“巨浪与余音”系列项目也试图去弥补对1980年代中老年艺术家关注不足的缺口。

对谈开始，刘鼎向两位成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1980年代是否会对全国其他地区艺术家的动态加以了解。汤光明和赵川表示《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和《江苏画刊》都是他们的读物。赵川还进一步指出，当时现代主义思潮的萌发与出版物的发行密不可分，思想借由出版物进行传播，故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讨论。这种全国性的资讯与艺术家的创作之间有一种张力，对整体艺术动向的把握还需加以对生活的具体感受才能在创作中显现，因此，资讯与创作呈现若近若离的关系。

话题一：存在与虚无

赵川也对一开始提到的“漫谈”表示赞许。创作小说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艺术所呈现的样貌与人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小到民居环境的变化，大至整体时代的变迁，各种要素共同完成着对个体的熏陶与规训。研究者如果不了解生活中的细节，也就无法捕捉艺术中幽微的、最本质的东西。赵川同时指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变迁使人们认可了改变的正当性。“革旧迎新”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内在于1980年代一系列激进运动的逻辑中。

1980年代是关于骚动、欲望的年代。回顾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社会环境要求人们高歌猛进。个人生活颠沛流离，家族命运跌宕起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引起绝望、沮丧的情绪，这些都是无法在主流表达总见到的。革命的逻辑一旦松弛下来，人由集体的人变成个体的人，过去被压抑的悲情就会得到释放，引发思考：个体的人应该何为？因此，存在主义在1980年代广受推崇。此外，上一代人的革命理想与青年人接触的流行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也是造成普遍虚无感的因素之一，人们不知何去何从。但除却虚无，那一年代还蕴含着非常积极的精神，这也正是本次讲座主题包含“祛魅”二字的原因。

刘鼎回应道，正如赵川在《激进艺术小史》中提到的，数次激进运动是短暂的、带有爆发力的对艺术边缘的探索。它尽管没有显性的延续，却形成了一股潜流，对1990年代的观念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激进运动并未实质参与到社会层面的运动当中去，而是被局限在狭小的语境内，其原因值得深究。

赵川承认上述现象，他也会在回望中产生怀疑：激进实践的核心是什么？是艺术介入社会政治，抑或回应艺术本身的问题？答案尚不明晰。刘鼎对此谈到，由于过去几十年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人们忽视了艺术家与历史、社会的关系，进而疏于反思自身历史，而这恰恰是紧迫的。其中，以何种视角看待过去是值得思考的。相较于冰冷生硬的理论，以人为出发的视角更令人印象深刻。当今多元丰富的艺术语境也是受历史进程和个人因素双重影响的结果。对于特定时代背景的改变，一些艺术家选择顺应潮流进行改变，而另一些艺术家选择坚持自我的判断，才形成了艺术多样化的局面。

话题二：艺术与公众

赵川提出1980年代的艺术是对苏联式写实风格的反叛，但社会主义文艺在艺术与公众紧密关系的依托下得以延续。1980年代的艺术较之当下更为贴近公众。艺术家们欢迎记者、周边居民的不同意见，观众也常常和艺术家进行激烈讨论。但国际艺术市场的到来扰乱了这一关系，西方人对所谓“左翼”风格的喜爱推动更多艺术家回应这一市场的需求，不再关注普通观众的声音，从而淡化了艺术与本土公众的关系。汤光明对此表示赞同，长期的信息封闭和成长停滞使得1980年代的人们创作欲望高涨，公众普遍积极地与艺术家交流，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代沟也并不明显。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为相互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话题三：重访M艺术群体现场

M艺术群体是松散的组织，成员并非共同做一件作品，而是以各自的表达方式传达同一个信息。其他艺术群体如厦门达达、南方艺术家沙龙也有类似做法。1986年12月，M艺术群体面向公众开展了一次活动，整场活动由不同的行为表演组成。这次活动结束后不久，M艺术群体就出于各种原因未能继续后续活动，其成员在后期的作品也因个人生活转变发生变化。

赵川和汤光明回忆到，群体并没有确切的发起人。最初的成员为同校学生和他们相识的艺术家，成立后群体也经历了一些人员变动，后来成员的加入需经过其他成员的讨论。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群体才决定统一采用表演的形式，将每个人的表演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序。借用场地等费用由组织成员共同负担。

M艺术群体成员合影

赵川在现场作随意的涂鸦式书写，用以书写的表面是贴在墙上的报纸。报纸在M艺术群体活动中的出现频率较高，不仅因为报纸成本低，更因为报纸本身作为一种权威性的东西是一种符号。这种作画方式与当时社会背景中的宣传画、标语有关，但本次活动与真正“涂鸦”的区别在于，艺术家并没有在真正的室外墙面上直接作画，因此它并未进入社会生活的范畴。汤光明制作了一个类似刑具的木头装置，背着刑具骑车横穿上海去了虹口工人文化宫，找同学把自己绑在上面，头上戴了很多菊花，播放着一段音乐。音乐是当天现场借用赵川的磁带。整体创作是在即兴状态下完成的。汤光明指出，行为的要素包括身体和道具。道具是一种仪式感的表征，人与周围的世界的联结需要一定的形态来表示，这就是仪式感的来源。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由仪式感派生而来的。

赵川的现场涂鸦式书写

活动现场，宋海冬还冲出展厅烧毁了自己的一幅画，杨旭赤裸上身被七星针敲打背部直至满背流血，杨晖邀请现场观众为他的朋友之死默哀。M艺术群体意图在作品中复刻生活化的场景。例如在“报站名”中，艺术家展示了从自己家到虹口工人文化宫的公交路线图。杨晖的作品内容是请大家为他去世的朋友默哀四分钟。1976年是默哀的一年，几位领导人的接连去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恸，而杨晖邀请大家为他朋友的父亲默哀，意在给予普通生命的价值认同。其后进行表演的艺术家在身上挂着很多小瓶白酒，邀请观众品尝，作为对杨晖作品的回应。

最终活动的实施现场非常即兴，表演并未经过彩排。但是，这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最终录制的影像记录（也就是在展览中展出的一件作品）并非完全是对艺术现场的实况录像，更像是新闻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