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读书会2：赵川《激进艺术小史》回顾丨上海艺术故事

读书会现场

什么是“激进艺术”？

读书会首先就本书的题目中的“激进艺术”展开了讨论。赵川在导言中从鲁迅的拿来主义入手，阐述了“现代”、“先锋”、“前卫”等西方词汇进入中文语境的原因与问题。“要么容易引来简单误读”，“要么难以自辩身份”，因此赵川尝试以上海为立足点，用“激进”一词对艺术家工作意义重新挖掘和厘定。这种“激进主义”的基础仍然是理性主义，在对自身思想束缚的反抗和西方现代性想象的中，它表现了一种与身处的正统对决并且积极寻求解放的渴望。

在艺术系统语言之中，这种斗争却带有一丝浪漫主义色彩，中国视觉艺术发展长期受到苏联写实主义为支撑的“正统模式”的压制，这种正统同时与意识形态批判挂钩。“抽象艺术”因而成为了摆脱自身的束缚，对新中国美术“正统”意识的一次冲击。上海，恰恰因为其历史文化因素和务实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抽象艺术风格，也转变成通往个人解放和消解政治对抗的手段。

上海的 “野”

开埠以来，上海在现代文明影响下，逐渐形成处在中西文化交汇、远离中心、独自发展的文化氛围。“六人联展”、“十人画展”等实践中，“野”变成了上海绘画圈子里另一个特殊词汇，不仅指代行动粗放、个性强和不受拘束的艺术作风，多偏重于画面形式，有时也指艺术家性格。”这种特殊的性格，又与在边缘上冲刺，置身于不安稳的叛逆处境中的“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创作的观念。

更有趣的是，在不完善的艺术系统与区一级的美术馆、高等院校等等逐步开放的社会空间和资源的不平衡中，艺术家个体主动地承担了机构的职责，组织作品分析，工作室走访，与国外（东北亚地区）策展人艺术家频繁往来，进行研讨。这为上海在90年代中后期的艺术市场系统发展奠定了基础。

“还原艺术家在生活中的真实面貌”

相比于传统历史书写大量的摘录和引用，《激进艺术小史》节奏上流畅，一气呵成，给人一种在阅读戏剧剧本的感受，而不是对于艺术家和创作生硬地描述与解释。例如贯穿本书的艺术家余友涵，成为了阅读的线索，通过对余友涵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绘画创作历程的描绘，即是向读者展现出了一位艺术家思想如何改变，逐步调整自己，突破自己完成艺术创作，也以像余友涵这样活跃在上海艺术界中的人物网状发展，将其他艺术家、艺术活动串联在一起。

同时，赵川通过走访艺术家，与他们交谈，尝试还原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艺术家在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因此，再次以余友涵为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因为画“毛”而成名，被固定在“后89”展览里的余友涵，或者对绘画作品意义的解释，而是着重描绘了一位去陈箴工作室交流参考，借书帮助青年丁乙的余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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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与历史意识

赵川同时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写作历程。赵川表示，写书的初衷源自于他感觉到文化界、思想界的叙述中历史观的摇摆或缺失。艺术史的写作并非简单地史料堆叠陈述，而是需要作者具备一套历史观、一种独特的切近视野。《激进艺术小史》与赵川另一本出版图书《上海抽象故事》有着紧密的联系，90年代末从海外归来的赵川，重新与艺术家老朋友联系，进行采访走访艺术家的工作室，通过自己“行走”者的身份，在历史事件与历史解读中勾勒出以“上海”为视角的“小史”。

线上参与的AP Project发起者印帅、《激进艺术小史》作者赵川、上海复·刊空间负责人杨蒨

将《激进艺术小史》与第一期阅读的图书《绘画新潮》相比，可以发现张蔷在《绘画新潮》中，以长者的身份对全国各地的实践进行阐述，赵川在《激进艺术小史》总结个人的经历与同龄人的叙述尝试勾勒以上海为例的艺术环境，尽管两位作者出发点（成书原因），所处的位置角度（工作位置），都有所不同，但两人对于艺术、思想、历史的发展都具有统一的历史观：两人笔下的80年代中国艺术面貌不单停留在对几个“关键词汇”的表面含义，也不仅是英雄榜式的停留在几位“重要艺术家”的线性描述，随着政治形势，社会空间的不断变化，艺术家的思想，心理，创作，与人交流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多样性的发展也构成了一个维度丰富的历史场面。

写作与创作

赵川不仅是80年代上海艺术发展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同时也是80年代上海“M艺术群体”成员。今日重读《激进艺术小史》我们便会发觉它就像赵川的自我宣言。在本书中，他的精神取向表现得相当明确。直至现在，赵川的实践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张力和激进的精神。

赵川的在书中的手法也和“巨浪与余音”展产生着呼应。对某位艺术家创作的界定和判断并非单纯地取决于其风格和样式。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愿意探求整个时代阶段背后深层的历史动机，探明艺术家究竟处于什么社会关系中，他们又是为何选择了这样的语言来创作。对艺术家工作的辨识应当将其放回其发生的语境中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