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聚焦｜思索然后发声：陕西群体

今天向⼤家分享“⼴阔的现实主义道路”参展艺术家之“陕⻄群体”的摄影作品。我们在“⾛近⾊彩纯化的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分享”中提到，⻓期单⼀化的思想氛围，使摄影题材千篇⼀律，与现实⽣活脱节，纪实摄影的发展状况陷⼊了窘境。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摄影界出现了以“⼈本主义”思想为指导，⽤纪实⼿法关注⺠⽣的摄影者。本次展览展出了活跃于八十年代的陕西群体成员⽩涛、焦景泉、侯登科、胡武功、李胜利、李少童、潘科、⽯宝琇（姓名按拼⾳⾸字⺟排序）的⼆⼗⼀张富有⽣命⼒的作品，使观众体察80年代西北的⽣活常态。胡武功与同样是纪实摄影家的安哥将在明天（2⽉12⽇）出席我们的闭幕活动，分享宝贵的实践经验，欢迎⼤家预约参加。

 

在80年代，消费时代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来临，社会气氛雀跃而躁动。陕西群体在此时把镜头对准了包括麦客在内的“下苦人”。麦客，是西北地区曾经的一种职业群体，即在夏收时节帮助乡民割麦的另一群乡民。麦客大多来自陕甘宁三省，在农忙时节“流窜于”麦田之中，在机械快速发展后的今天已经很难再见到这样的景象。艺术批评家杨小彦在《他们的历史》一文中说：“麦客是一群生活在’历史叙述’大门之外的人。主流社会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侯登科力图以镜头叙述’他们的历史’，并且使得‘他们的历史’演变成‘他们反映的历史’”。[1]

 

对于世界眼光死角的关怀便是“陕西群体”成员纪实摄影的出发点，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团体属性，不像“四月影会”般具有组织性，譬如胡武功在接受同济大学教师林黎采访时提到：“我们相当松散，大家是很熟悉的朋友。’陕西群体’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在《现代摄影》发我们这一群人的照片时才起的名字。从80年代初年开始，我把这些喜欢摄影的人都号召起来开研讨会、拍照片。当时的陕西非常闭塞，和其他城市交流很少，不要说国外了。所以，有时间我们开一个座谈会，大家聊聊最近拍摄的心得，也会作些小型的展览，但都不算是正式的展览。我和侯登科经常结伴出去拍，晚上就在小饭馆里要点花生米，喝点酒。现在，大家都在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但大部分仍和摄影有关：石宝琇在做杂志，邱晓明去了美国，侯登科还在拍照片，我一直是新闻记者。” [2]

 

尽管如成员焦景泉所说大家“生性散漫”、侯登科所称“不要什么行动纲领，高度自由”，但是背景、经历以及年龄的相似，使“陕西群体”形成同样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与真实自然的表现风格。在80年代，陕西宝鸡铁路道作为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承载了大量货运、客运任务，是通往西南、西北的关键咽喉通道。侯登科当时在西安铁路工程公司工作，李胜利供职于宝鸡铁路防疫所，石宝琇则在宝鸡铁路分局文化宫当宣传干事，他们与西安铁路局宝鸡文化宫摄影师白涛便是在铁路局宣传部小领导李少童的带领下建立了铁路摄影圈子。从记录铁路工人、乘员开始，他们实际在对身边的环境发起体贴的思考，继而将这个对象扩展到周边地区比如渭河流域的现象。其中侯登科在摄影生涯的早期也尝试过其他拍摄手法，一些作品很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但他最终依然在社会现状、历史与哲学理论的多重影响下选择了纪实摄影质朴自然的美学特色。

 

“陕西群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互相交流，不仅创作了丰富的资料以保存历史，还留下了大量理论研究著述。苏鹏（潘科笔名）在《人在做，天在看，论陕西摄影群体在1980年代》第四章：“思想是永恒的种子，陕西群体思想的来源和自己的贡献”中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进入视野，这个时候他们就像一伙在地洞里寻找出路的人，每一点光亮他们都会去追寻。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胡武功迫切需要立竿见影，因为他心里是把这些人类思想的结晶当作武器去战斗，去批判那些腐朽僵化的东西；侯登科努力想找出新学习的东西和他以前读过的黑格尔、马克思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如何运用；石宝琇喜爱的是中国书本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对照批判，并且在批判中如何针对现实问题；潘科关注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文化和艺术作品中形态是如何嬗变，社会和创作者的条件是怎样给出和限定。” [3]

 

白涛，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1988年

 

白涛，1949年生，后来担任西安铁路局重点工程首席摄影师。他坚守铁路的相关创作，镜头始终对准普通的工人、农民。1981年，在白涛于武功车务段任职期间，宝成铁路发生洪水灾害，白涛深入秦岭沿线拍摄纪实照片。当时沿线的铁路公路全被冲毁，电力与通讯设施也遭到自然破坏，他与抢修小组一样步行走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站台，冒着雨水、泥水，用镜头印刻下这一重大事件的种种瞬间。

 

焦景泉，山路，1988年

 

焦景泉，1944年生于西安市。在摄影上，他与胡武功、石宝琇等人以文论战，坚决反对当年主流摄影的假大空模式。然而虽然他对外部虚伪的事物进行不留余地的尖锐批评，在内部，他则受潘科评价是“社会阅历丰富且包容性强，敦厚的性情成为群体的粘合剂”。焦景泉既是实践者、思想者，也是出色的组织者。比如1986年，便是他号召大家前往陕北的横山县（他曾在此地服兵役）拍摄，加深了群体对于农村的了解。焦景泉对故土的热爱正如在陕西群体举办的《西北风》影展中，他起草的前言：“我在深秋的朦胧中苦思，我的苦思不禁也带有西北风扯起的朦胧。”

 

焦景泉，三个祈愿的婆婆，1989年

 

侯登科，1950年出生于陕西凤翔农村，30岁才开始从事摄影，侯登科小时候酷爱绘画，在1978年以前一直从事美工工作，后来才开始自学摄影创作。1982年，《中国摄影》上发表了侯登科的作品《子弟》，这张照片画面主题是两个儿童，充当背景的人民子弟兵还被截掉了头和肩。这种与政治宣传画截然不同的拍摄手法也让侯登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除了麦客系列，侯登科还拍摄过“计划生育突击”等其他极具洞察力的专题作品。

 

侯登科，子弟，摄于1982年（图源网络）

 

侯登科，赶集，1982年，由王苗惠允

 

侯登科，收成，1986年，由王苗惠允

 

胡武功，1949年生于陕西西安，1967年在部队第一次接触到摄影。面对纪实摄影现实的僵化与刻板，胡武功以敏锐的政治嗅觉与长远目光，带头“陕西群体”策划《艰巨历程》影赛开创了中国摄影的几个第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尊重历史、发扬民主、张扬个性、鼓励创新”的口号； 第一次公开揭示了“假照片”的真相，成为反思摄影与政治、摄影与生活、摄影与艺术方方面面的纠葛与依存的关系； 第一次审视中国摄影近40年来：新闻摄影者的主体意识；纪实摄影者的历史视点和艺术摄影者个性追求；开创了以民间的行为去操作国家集体记忆的记录。” [4]

 

胡武功，穿喇叭裤、跳迪斯科成为知青引导时尚的标志，1981年

 

胡武功，新郎，1985年

 

李胜利，1950年3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胡武功评论他“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拍摄时从不干预对象，而是默默走进，悄悄拍照。他认为，对象一旦感觉自己受到镜头的威胁，就本能地中止了常态逻辑下的行为与神情。” 从80年代起乃至2010年，他保持对民俗的观察与留存，拍摄了一系列生动的乡间日常，包括社火、打场、大锅饭、画脸、祈福等。

 

李胜利，几位老人在老院墙下晒太阳，1985年

 

李胜利，求神的学子，甘肃会宁县，2009年（图源网络）

 

李胜利，画脸，长武县，2008年（图源网络）

 

李少童，1939 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5岁参加宝成铁路建设。19岁担任《西安铁道》报社美编、摄影记者；“文革”后，先后任西安铁路局宣传部文教科长、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兼文联秘书长；2000 年退休。石宝琇在《真诚为旨》中谈到老师李少童：“回想四十多年来，我和李胜利、白涛、侯登科，以及后来的杜宝同、孙越峰、刘骏、何玉庆、马向群等，一直跟着他的后面走。他带出来的我们，也都是忠实于自然现场的真实，犹如挑着一根筋，一条道儿走到黑。这种’忠实’其实就是’纪实’的内核。”

 

李少童，陕西凤翔，1980年

 

侯登科所绘漫画，《三十年后》，1981年

（左起：石宝琇、李胜利、白涛、侯登科，

右下李少童）

 

潘科1953年生于辽宁，80年代中期任《陕西画报》记者。他在研究中时常提及“文物”一词，认为纪实摄影的拍摄过程即为“制造文物”。例如“命运观察家”一文中提到“当电视媒体声撕力竭地把一个个真的、假的的生活展现给你看的时候，当互联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严肃的、搞笑的、八卦的信息时，纪实摄影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社会，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本。不一定有什么轰动效应，却像白馍稀饭，吃不腻！这个图本是人类自己当下的观照，并且是我们留给后人的文物。” [5]

 

潘科，世纪末系列—春天来了，1985年

 

潘科，世纪末系列—唐建陵的春耕农民，1988年

 

石宝琇，延安人，1986年

 

石宝琇1950年生于陕西西安。潘科评价他“生性幽默，言谈诙谐。在向旧势力进攻的战斗中，他不是重机枪而是迫击炮，很少用激烈的言语攻击对手，喜欢隔着山梁计算敌军的指挥部位置，发射几发炮弹过去，然后又迅速组建收容队以’人道主义’关怀俘虏。他的文章和他的性情比较一致，和他的摄影作品却判若两人，也许幽默诙谐是他多年处世的修炼，镜头中人物的谨慎与不安、痛苦与麻木、挣扎与无奈才更接近于他体验的生活本色。在1980年代他博览群书不断思索，最有价值是他很早就洞察中国社会变革之艰难，很多当时与群体其他成员即时交流的鲜活言论外界未见文字记载，实属遗憾。他坚持把人作为研究摄影的切入点，从《中国浪漫派摄影的先行者》便可以看到他们切中被研究人的逻辑、论据可靠的剖析所呈现的说服力。”

 

石宝琇，宝鸡东站军用站台，21军战士即将开赴中越战场，1984年

 

南康宁在《论陕西摄影群体的艺术追求》中说：“‘陕西群体’的产生并非偶然。这个群体的青年作者大都生活道路比较坎坷，这促使他们对现实生活，对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思考。理论与实践并举，使得他们的创作易于形成清醒的自觉意识。”“ “陕西群体”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们大量动人作品的产出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走向。他们深入地钻研中西方理论，不断更新观念，结合所处时代与环境活跃地探索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他们记录了一张张平凡而伟大的脸，寡淡也火热的生活。” [6]

 

参考资料：

 

[1] 杨小彦，“他们的历史”，此文原发表于《读书》2000年第10期，收录于《受难者的光荣》

 

[2] 林黎，“他们说——记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两个民间摄影群体”，中国摄影家协会“杂谈”，2007年9月21日

 

[3] 苏鹏 [潘科]，《人在做，天在看，论陕西摄影群体在1980年代》第四章：思想是永恒的种子陕西群体思想的来源和自己的贡献

 

[4] 潘科，《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文章原题《关于〈艰巨历程〉》

 

[5] 潘科，《命运观察家》，载于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4专题，第十届金像奖摄影理论奖著述

 

[6] 南康宁，《论陕西摄影群体的艺术追求》，载《中国摄影》1986年第6期，第9页

 

编辑：朱雅楠 / 郭媛媛 / 任立康

排版：郭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