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声音 | 约尔格·海泽：“隔离中的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假勇空”的困境

在全球疾病大流行期间，具有批判性、颠覆性、不认同主流和追求自由意味着什么？颠覆和反抗与艺术和批评理论的历史是如此交织在一起——即使一部分是合乎情理的，另一部分则实际是哗众取宠，以至于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呼吁社区团结，从这个角度看，似乎都显得随波逐流和顺从主流。在这样进退两难的背景下，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对危机采取一致的立场。其中包括一位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哲学家、一位德国戏剧导演和一位德国小说家。我们接下来会谈到他们。泛欧洲博物馆联合会L’Internationale（意为“国际”）的“隔离中的艺术家（Artists in Quarantine）”项目展示出了艺术家们正在经历的困难。（1）

16位接受委任参与此项目的艺术家的舞台是一个共享的Instagram账户。新闻稿中提到：“对公共/私人空间的看法、团结和批判，都与当下有着内在的联系。”从4月21日持续到5月7日，该项目以桑尼亚·依维科维奇（Sanja Iveković）的行为作品《三角》（Trokut [Triangle]）为出发点：1979年5月10日，当（时任南斯拉夫）总统蒂托的车队经过她在萨格勒布的公寓时，这位艺术家坐在阳台上，一边啜饮威士忌，一边读书，同时做出手淫般的动作。警察在屋顶上发现了她的举动并命令她停止：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女人暗示性的享乐行为也足以激起国家权力的压制。

阳台和其他家庭私人空间是否如新闻稿所说“仍有颠覆性的潜力”？这个问题给受邀艺术家带来了很大压力，包括依维科维奇本人。而这种压力在Instagram这种被emoji表情符号充斥并瞬息万变的平台上显得尤为突出。玛雅·斯姆雷卡（Maja Smrekar）在卢布尔雅那的窗子里放了一个扬声器，朝街对面的一栋政府大楼大声播放《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的片段；在视频文件中能看见她的狗先默默地向窗外望去，然后跑出了画面。虽然作品中对层次的引用指涉看上去略微笨拙：通过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从蒂托联系到斯洛文尼亚现任右翼总理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以及作品中对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作品《阿玛柯德》（Amarcord）（1973）的影射，但狗和Instagram的特有的美学效果让《国际歌，第4天》（Internationale, day 04）这个作品看起来，嗯，有点异想天开和可爱。

在华沙，帕维尔·库科夫斯基（Paweł Żukowski）的作品《硬纸板》（Cardboards）让40个人在阳台上展示印有波兰语口号的硬纸板招牌，上面写有“我们会管理”，“我们需要测试”，或者“让我们推迟选举”。Instagram上的配文声称，这一行动“迅速火了起来”，有其他很多人制作了“自制的横幅加入这场行动”，但在评论区有人询问这些人是否“自发地复制”了这一行动，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四周后仍未被答复。想到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数百万人在总统博尔索纳罗进行电视讲话时在阳台上砸锅的行动，我不得不说，比起声称自己是抗议行动发起者的艺术家，我更喜欢普通市民为自己示威。

与许多看起来只是偶然对应当下状况的参与项目相比，如果没有归错类的话，西姆尼基·韦布隆古（Simnikiwe Buhlungu）的短片《我亲爱的风筝（你可以但你不能）–迟迟的哈欠一01h43》(My Dear Kite (You Can But You Can’t) – Late Yawnings 01h43 )确实仔细思考了当前状况的具体情况。我们看到一只白色的风筝，并听到艺术家在考虑放风筝的可能性，尽管她被困在荷兰的公寓里（她最近从约翰内斯堡搬到了那里）。这沉重的象征遇上了一种更有趣的对当前不确定性局面的模仿：“你不应该在外面，即使你可以……但你不能。”韦布隆古的独白捕捉到了内心情感与时常矛盾的封锁措施、政治观点和描述如今时代特征的概括的科学辩论的回响。但这也使伊维科维奇接受挑战去创造“仍有颠覆潜力（still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subversive）”的东西，哪怕只是温和的。她使用了一种让人想起“游击队女孩”（Guerilla Girls）的字体（以此致敬她们），创作了一个标题为“隔离情况中女艺术家的优势（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 Woman Artist in Quarantine）”的列表，其中包括“在没有成功压力的情况下工作（working without the pressures of success）”，然后是“作品被包括在众多博物馆的在线展览中而没有获得报酬（being included in numerous museums’ online exhibitions without getting paid）”。这相当一针见血。

要想颠覆权力，你需要清楚地知道你试图反抗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弄清这一点，以民权或进步的目标为名义呼吁抵抗是无效的、适得其反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对象的混乱存在于前文项目的核心，它有可能将保护弱势群体的临时措施与历史上伊维科维奇反对国家控制的立场相混淆。一个类似的混乱也可能构成总体评定抗议活动的基础：他们是否在抵制一个独裁倾向被认为表现在实施封锁措施的政府？还是他们是在反抗一个独裁倾向表现为不顾后果地否认这种封锁措施效用的政府？基本原则应该是，抵抗是建立在与那些面临最大危险群体的基本团结的基础上的。这样，批评就可以针对那些设法规避、甚至否定这种团结的人，无论他们是政府、大企业还是有影响力的个人。

据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一篇2月26日发表在《宣言报》（il manifesto）的文字中，这位哲学家说，Covid-19只是“一种普通的流感，与每年我们感染的流感没有太大区别”，这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杰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意见一致。（2）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论点表明，阿甘本痴迷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以“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作为主权权力的终极形态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和媒体正利用病毒为托词维持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几周后，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不能自由行动，人们只能沦为“赤裸的生命（bare life）”。因此，阿甘本只是把抽象的每个人（他写的是“意大利人（Italians）”）的权利放在了中心位置。他忽略了那些成千上万患病的和容易遭受病毒伤害的人，他们实际上因为这种极易感染的病毒和不当的防疫策略而沦为真正的“赤身裸体”。阿甘本在提到死者时，仅提到他们缺乏体面的葬礼。在他4月中旬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虽然提及了病人和垂死的人，但只是针对不允许牧师和亲属探望他们这一点，就好像这一举措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出于纯粹的恶意而采取的一样。

阿甘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意识到，定义一个群体被排除在外，认为他们沦为“赤裸的生命”，也是在反对封锁，而非反之。隔离老人和病人，而其余的人可以回去工作，这一直是“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观点拥护者们的口头禅。（上个月，发表在《艺术论坛》（Artforum）上的一篇在其他方面相当精彩而发人深省的文章中，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也犯了类似于阿甘本的错误。他说“我们现在住在自己家的拘留中心里（now we are living in detention centers in our own homes）”，这样的说法比起其前文关于无家可归者“被隔离在拘留中心实际上会导致更多感染而非治愈（are secluded in detention centers that promise more contagion than cure）”的有力观点，充其量只是一个尴尬且看上去矛盾的类比。(3)

在最极端的形式下，关于“群体免疫”的讨论和反对封锁的鼓动已经变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死亡崇拜（eugenic-neoliberal death cult），正如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在4月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采访时所言，“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han living）”他的意思是指经济。阿甘本无视这些事态的发展，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5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辩称，意大利3月份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高于往年。以下三点能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首先，如果意大利没有实行封锁，3月份的死亡率必然会更高；第二，在这段时间里，死亡的人会更多；第三，他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令人震惊的死亡率所提供的证据。尽管如此，他总结说，“我们需要扪心自问，这一流行病是否能作为限制我们自由的的正当理由。要知道这种措施是我们在意大利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在许多国家，这场危机加速了现任政权的专制和反民主倾向；而且很明显，即使是相对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应警惕其政府企图借机引入新的监视措施等类似行为。但暗示现在对自由的限制比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更为严重，其实是极右翼鼓动者和阴谋论者的把戏，他们的论点建立在死亡率是错误的或是被夸大了的说法之上。

自3月底以来，一个自称“民主抵抗（Demokratischer Widerstand）”的组织每周都在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前举行示威活动。核心发起人安瑟姆·伦茨（Anselm Lenz）和亨德里克·索登坎普（Hendrik Sodenkamp）也参与了2018年占领人民剧院的行动，抗议当时的主管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4）当时占领行动的其他组织者都与此次的“民主抵抗”组织划清界线，因为它继续吸引着包括QAnon（网络阴谋论者）狂热分子和自称是纳粹分子在内的各种人。虽然德国已经开始放宽封锁政策，但这些示威活动却变得越来越激进，参与者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并且攻击新闻界人士。一家免费报纸将“乔治·阿甘本教授”列为联合出版人，并转载他的文章摘录。阿甘本否认与此事有关，但他的名字仍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无论如何，他的影响力在那些声称冠状病毒只是颠覆民主的借口和骗局的文章中显而易见。

在人民剧院前的示威活动势头越来越猛时，其前主管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接受了《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采访。在1992年至2015年的任期内，他让剧院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这位前主管说：“我不希望默克尔夫人告诉我，我必须洗手。”他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认为死亡率很低，但是又反对那些实际使死亡率降低的措施（如今许多人似乎难以理解所谓的防疫悖论）。“有人死了总是会令人很伤心”，他漫不经心地说，“即使是老人也一样。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5）

目前的措施“或多或少地妨碍了”示威，限制了艺术和宗教自由，这使卡斯托夫得出以下结论：“许多德国人似乎深深渴望有人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去某个地方”，他把这归咎于“一种卑微的中欧民众的狂热，这种狂热把我们带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又带回来了。”他将此次封锁比作第三帝国，意味着他距离赞同激进的反疫苗者（anti-vaxxers）和认为默克尔是希特勒的女儿、而比尔·盖茨是邦德系列中的反派布洛菲尔德，以及自己是被迫害一方的其他阴谋论者只有一步之遥。卡斯托夫承认喜欢唐纳德·特朗普，因为他“出格（aus der Reihe tanzt）”，但他仍然希望能“像瑞典一样，同心协力进行反思和对话”。

哦，是的，瑞典。美国的右翼抗议者高呼“像瑞典一样！”。德国小说家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一直在长岛自我隔离，他一边与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合作创作电影剧本，一边撰写着他的《新型冠状对话》（Corona Dialogues）。作为关注国家如何在死亡率和经济损失之间调节的一员，他在接受《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采访时，注意到了欧洲政客们“把自己表现为勤勉的监工”以获得了高评价（6）。这一说法听起来几乎不言自明，但却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一般来说，在危机期间，无论领导人们采取何种措施，根据人们会团结在当下执政者的常见逻辑，他们的支持率都会提高。

但是，当凯尔曼轻描淡写地提到纽约的情况时，那种认为欧洲人比美国人更自然顺从（政府）的懒散刻板印象就变得不负责任了。他称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声称“医院的情况很糟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德国想象的那么令人吃惊。”用以支持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在中央公园建立的临时医院没有满负荷运转，因此德国人通过新闻上的照片得到的其实是错误的印象。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没有那么令人吃惊”这个说法在5月5日的纽约市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接近2万的数字旁边显得非常刺耳。（7）特别是你可以看看这五个行政区中谁受到了最重的打击：穷人、有色人种和无证移民。

凯尔曼成为了另一个支持瑞典神话的人，他说：“当我思考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时，我想到的要么是瑞典模式，要么是激进的反乌托邦。”问题是瑞典模式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的总和，有着令人震惊的养老院死亡人数，以及在5月12日至19日的最新七天滚动平均数中，人均死亡率占欧洲最高。而这些牺牲都没有拯救经济，瑞典央行预测，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7%至10%（也就是说，不会比欧洲其他国家好多少）。（8）谈谈反乌托邦吧。

所有这些例子都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嘴上谈论着社会根源问题，说着好听的话，甚至还提倡那些自由精神知识分子的陈腐观念：英勇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派，他们像旅鼠般盲目地屈服于躲在壁橱里的希特勒们。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要向自己和他人承认一种令人不安的生存的不安全感。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调整既有的观念以适应新的情况其实是应对恐慌的典型反应。这一情况的一个例外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4月初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知道的是多么少，以及不得不在不安全的条件下行动和生活所受到的限制”。（9）

你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家和作家应该直接避开这些讨论，专注他们擅长的东西。然而我显然不是那样想的；我们确实需要来自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声音，不仅要阐明文化的作用，还要提供政治分析和批判性的视角。

那么，在这场危机中，机构和个人如何才能更好地在这次疫情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众形象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小而有意义的行为胜过大而空洞的姿态。这样的努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从为有需要的艺术家开展紧急救援行动，到艺术家和思想家批判性地参与到如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窒息的医疗保健部门等问题的讨论中，这些都是团结和关怀的积极例子。这可以导向一种对护理关怀工作更根本的、女权主义的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的分析，正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著作所讨论的那样。这一流行病暴露了我们对医院工作人员和单身母亲的护理工作的依赖，同时也显露了我们对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洞察方式的需要。作为这一场流行病的必要结果，我们需要主张和争取重要基础设施的社区化，或称之为“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
• 公众人物需要在对抗甚嚣尘上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中发挥作用。作为最基本的努力，他们首先要确证他们建立自己的分析所依据的信息，不管他们认为这种庸俗的经验主义多么愚蠢。这样才可能导向可靠合理的政治分析和干预：例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阴谋论者也可以对追踪联系人的应用程序和集中数据收集处理的方式持批判态度。在德国，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已经被明确提出了，科学家团体和一个名为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的黑客与网络活跃分子社团说服了德国政府改变方针转而支持一个使用分散数据处理的应用程序的开发。
• 艺术家和思想家可能会考虑寻求公共平台的理由，以及如何利用它。他们应该准备好承认不确定性，接受不稳定，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与其用空洞的言辞来填补空虚，至少我们需要反思生活在空虚中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正在创作一件关于这场危机的杰作。但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体验到。因为好的东西总是需要时间的。这没有关系。